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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3日早上7时左右，北京大部分城区的空气质量指数依然远远超过“300”这个严重污染的门槛，可偏偏空气重污染的红色预警却在当天零时解除了。
这意味着单双号限行取消了，学生们回到课堂，部分企业恢复生产。看着窗外浓重的雾气，北京的任女士一咬牙决定，让三年级的儿子继续在家自学一天。任女士发现，朋友圈里全是这样的疑问：“为何周六蓝天还在，却启动了红色预警，而今天霾意正浓，却撤了红色预警，是不是预警与霾现实错位了？”
20多天里，北京两次启动红色预警，在一些专家看来，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数据，是时候拿出一个全面的后评估报告，并及时对红色预警方案进行调整。
预警与霾现实是否错位
北京市的这轮红色预警是从12月19日到22日，究竟为何要在19日蓝天还覆盖京城的情况下就启动预警，北京市环境部门已经作过多次解释，核心就是提前预警助于减缓污染，削弱污染峰值，达到“削峰降速”的目的。
北京市环保局有一个形象的解释：气象扩散条件不好时，城市的上空就像被一个大锅盖罩住，污染物散不出去。可如果在大锅盖形成之前，就减少一些污染物的排放和聚集，那么等到大锅盖铺天盖地袭来之后，污染的等级可能会比没有任何提前准备的情况下好一些。
也有分析认为，19日与20日是周末，相比工作日，单双号限行和中小学停课等措施对老百姓的出行影响要小一些，预警时机上有一定的提前量是可以的。
至于为什么霾还重的时候就取消红色预警？北京市环保局的解释是，红色预警必须是空气质量连续72小时达到重度污染，虽然12月23日的污染不能消除，但从此前的预报情况来看，全天空气质量指数达不到重度污染的水平，没有延时红色预警的理由。
环保部治霾专家组的多位成员都认为，污染峰值的形成过程一般是来得快、去得也快，预计12月23日凌晨起，受弱冷空气影响，扩散条件开始转好，空气质量自北向南将逐步改善，解除预警是经过谨慎分析研判的。
还有公众质疑，为何北京已经取消了红色预警，周边的天津才刚刚启动。对此，北京市环保局回应说，此次霾污染是自北向南发展，京津冀南端依然污染较重，天津市达到了启动红色预警的条件。
红色预警之后需要清晰的成本账
每次北京启动红色预警，北京工业大学环境与能源工程学院院长程水源就会对预警效果进行评估。
12月初的第一轮红色预警启动时，他监测到红色预警首日减排污染量30%，PM2.5浓度增长的势头得到了有效遏制。12月19日起的这一轮红色预警时段内，PM2.5浓度的下降比例约为20%到25%。
北京市环保局也表示，如果不采取红色预警，有可能这几天的空气污染还会加重一个等级。
换句话说，就是红色预警制度下，部分污染企业停产、机动车单双号限行等全社会所付出的成本换来了PM2.5浓度的降低。
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张俊杰曾经和他的学生研究过智利的空气预警措施，并对其效果进行评估。近期，他也在关注北京的红色预警。在他看来，要算清楚是企业停产损失大一些，还是老百姓因为重污染天健康出现问题的损失大一些，是不可能的。但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发展经济的目的是为了让人类过上更好的日子，但如果要以健康损坏为代价，才能发展经济，这样的发展代价太高。
所以张俊杰认为，健康损害的成本与GDP损失之间的成本比较是没有办法算的，也不值得算，但是预警结束之后，倒是可以算一笔细账，哪些措施对减缓污染物的聚集有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哪些措施社会付出的成本很高，但减排效果有限，应及时作出调整。
张俊杰举了个例子，他的一个朋友是北京一家熟食加工厂的负责人。这家熟食厂在12月18日接到有关部门的通知，要求从12月19日停产。这位负责人哭笑不得，熟食厂用的是天然气，也没有能污染大气的污染物排放，生产与否与空气治理应该没有关系。这一停产不要紧，那些和各个销售点签的合同怎么办？在张俊杰看来，让一家食品加工厂停工4天增加的社会成本是不值当的。
张俊杰说，再比如，中小学停课这项措施，本身没有减排效果，只是从健康的角度增加对青少年的保护，但从社会成本来看，家长压力巨大。
“那么是不是在中小学停课的问题上有所调整呢？”张俊杰说，公共政策本身就需要不断试错和完善的过程，没有哪些政策一出台就是完美的，关键是要及时调整。
红色预警需要更公开
张俊杰说，红色预警是一种非常规手段，需要公众更多地分担社会成本，正因如此，政府主管部门需要向公众提交一份减排清单，一方面让老百姓知道都谁作出了贡献，另一方面也利于公众监督，能让专家提出更科学的减排方案。
“智利的空气预警机制就是不断调整的。”张俊杰介绍说，智利空气重污染的预警方案也是在空气污染较重的情况下，企业要停产。这个政策的弊端是，污染治理好的企业也要停工，企业没有改进治污设备的动力。
后来，智利对预警方案进行了调整，要求在重污染天，每个行业内污染最重的那几家企业必须停工。因为这些重污染的企业，可能一家的排污量就抵得上几十家的排污量。同时，政府公布污染最重的那些企业的名单供社会监督。
张俊杰说，这样做的好处是，企业都不愿做最后的那几名，有改进治污设施的积极性。企业平时也有较高的达标水平，其实是有利于环境治理的整体改善的，毕竟红色预警不是常态。他建议，北京等城市也应该考虑，红色预警时，究竟需不需要一刀切的政策。
另一个值得借鉴的经验是，停产的名单一定要向社会公布，接受民众的监督。与其让环保人员花大力气去企业门口蹲守，不如让老百姓自己去监督周边的污染企业。
“停产限产污染源名单的不公开，公众既不清楚哪些企业停产限产了，也不知道是否真的落实了，就可能会给‘地方保护主义’提供机会。”北京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