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党潜伏蒋介石总统府 策反国军将领助解放上海

　　○段伯宇是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上的杰出战士。1946年，他打入蒋介石总统府军务局，先后担任侍从参谋和少将高参，从事秘密策反工作。

　　○这些部队，西起芜湖，经南京、常州、上海，东至嘉兴、杭州，沿江千余里，形成了我党所能掌握的一条地下战线。

　　○我引用了引用楚汉相争、谋士蒯通说韩信的故事，傅作义问此事出自何处，我答曰《史记·淮阳侯列传》。他很认真地记在本上。

　　○贾亦斌率部起义对蒋军部队影响很大，纷纷传说：“太子派投降共产党了”，引起军心涣散。

　　鲁迅在中国人民倍受苦难的时期曾写下这样的浩歌：“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我想借用鲁迅的诗句，来表达解放战争时期我利用在蒋介石总统府军务局（即侍从室）任职的公开身份，从事中共地下工作的斗争史。

　　打进蒋介石总统府军务局

　　抗战开始后，我离开保定的书报杂志社，带领几个人上太行山寻找八路军。当时未能找到八路军部队，迫于形势，撤到豫北，参加了国民党第三十二军，在爱国将领周思诚（1940年去延安参加共产党）的领导下工作。1938年春，三十二军移驻豫中许昌、叶县一带休整，我借机请假探亲，去西安北上到了延安。在延安，经任白戈介绍到抗大学习。7月，学校通知我回原部队。8月初，我赶到了湖南长沙三十二军集训地。不久，三十二军中共地下党员王兴刚约我谈话，我汇报了去延安学习的经过，并提出入党要求。8月中旬的一天，王兴刚通知我，组织上同意了我的要求，由他作介绍人，指定时间地点，由湖南省委的聂洪钧带领我宣誓入党。聂向我讲了党的纪律和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注意事项。当时我非常兴奋，下定决心要严格要求自己，努力为党工作。

　　1938年秋，三十二军开赴江西，在参加了赣北战役打退日军的进攻后，三十二军被整编。1939年初，我由十八集团军南昌办事处介绍转到重庆办事处，由周怡领导。我的公开职务是国民党战地党政委员会视察员（主任为李济深）。不久，我见到周恩来副主席，他让我做好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思想准备，并利用我在国民党任职的有利条件，在工作中团结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反动派。他语重心长地叮嘱我：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遇到的困难多，在困难的情况下，要争取有利的一面，并努力使之转变为现实。共产党员主要的一条是遵守纪律，服从组织分配。最后，周副主席再三嘱咐我要安心工作，努力学习，为党的事业把工作做好。我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期间始终牢记着周副主席的教诲。

　　1941年我所在的战地党政委员会的工作结束。这时国民党陆军大学特七期招生。国民党军队中凡师以上的参谋长和军事机关主要人员，大部分是陆军大学毕业的。我为了在国民党军队里开展工作，决定报考陆大特七期。经过认真准备和考试，我于1943年10月考入陆大。有了这样一个有利的工作环境，我便在同学中广交朋友，联系爱国的进步的同学，为今后开展工作准备条件。

　　1946年3月，我从陆军大学特别班毕业。当时我的弟弟段仲宇问我毕业后的去向，我提出想到华北去，因为那是我的家乡，人地两熟，便于开展工作。仲宇建议我到蒋介石总统府军务局，因为那是国民党最高军事机关，有几个优越的条件，可以用其所长，开展工作。仲宇当时是蒋介石侍从室参谋，他可以推荐。我考虑如果能争取到这个有利的岗位，可以更好地开展工作，便同意了。

　　1946年初，仲宇利用他调动工作（到联合国军事代表团）的机会，向军务局长俞济时推荐，由我替补他走后的遗缺。当时俞济时在陆大将官班学习，于是同意了。同年3月10日，陆大特七期举行毕业典礼，蒋介石以校长名义带领三军统帅亲临学校主持典礼。讲话之后，他一一检阅了特七期每个学员，到我面前时，我施注目礼，当时他上下打量我，我感到很突然。待典礼完毕后整队休息时，忽然听到叫我的名字，说校长要召见我。我当时很紧张，想仲宇和我讲的事可能生效了。这时我猛然想起周副主席曾嘱咐我的：“遇事要冷静，沉着”，于是我从容地去见蒋介石。敬礼之后，蒋问到我的姓名、年龄、籍贯、学习情况，我一一作了回答。这时我见桌子上放着一张我的简历表，蒋又有意地问了一声“令尊的姓名”，我回答之后他又接着问了我父亲早期的学历，当我答道：“可能是保定姚村速成武备”时，蒋站了起来，以指扣额，连声说“好！好！好！”事后我回到家中，仲宇告我蒋接见就说明可能同意了。当我讲到蒋一再询问父亲的情况时，父亲告我那时蒋也在速成武备，名叫蒋志清，与我父亲不同班，他是炮科学生，以后留日了。我这才知道蒋为何一再询问我父亲的学历。

　　蒋召见之后不久我即接到通知到军事委员会侍从室报到。当时正是侍从室准备改为军务局的过渡时期。4月间我到侍从室报到，地点在嘉陵江右岸的上清寺。在那我见到了第四科科长张国疆。我与他在战地党政委员会时就认识，另外他又是仲宇的同班同学，因此对我很欢迎，也比较尊重我。他告我侍从室要改为军务局，原第六组改为第四科，正在准备迁南京，嘱我安顿一下家属，等候通知，搭机飞南京后再来上班。

　　4月底我接到通知，搭机先飞南京。这时侍从室已改为军务局。我到南京略事安顿后即去军务局上班。上班之后先由张国疆带我去见俞济时局长，随后又去二科（作战科）拜会了高级参谋杨振兴。杨是陆大教官，又是我的同乡，我自然希望得到他的照顾。这样，我到军务局后有了一个小环境，便于我在机要部门站住脚。

　　关于军务局的成立情况是这样的：1945年日本投降后，蒋介石为了取得美国的援助，发动内战，适应美军的要求，改组了军事委员会。蒋决定撤销侍从室，另在国民政府内设立军务局，把原来侍从室主管军事的部分划归军务局。军务局的特点是规模不大，人员精干，业务集中，它是凌驾于国民政府各部门之上的军事机要部门，犹如满清时代的军机处。这时我才体会到仲宇说的：“是一个有利的工作环境，便于开展工作”。

　　有了这样的工作岗位，当时首要的问题是得到党的领导。当我得知周恩来副主席于5月3日与董必武等领导同志飞抵南京，就住在离蒋介石总统府不远的梅园新村时，便决定冒险去梅园新村见周副主席。但是几经冒险不得接近，真是咫尺天涯，情意难通，所谓望夫子之门墙而不可及！

　　正在这个时候，一个星期日我在值班，在检查第四科的文件档案时，偶然见到里面房间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个木匣，上面积满灰尘，像久久无人动用过。我打开一看，全是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收集的我党中央文件和毛泽东等领导同志的报告、讲话，顿时好似黑暗中见到了光明，当时无比兴奋。第二天上班后我问张国疆：我们办公室内为什么有共产党的文件？他告诉我是研究共产党的对策的，可由我保存。这样我取得了合法阅读的地位，于是我日以继夜地学习，了解了党的基本方针和政策，这是我在蒋军内部开展中共地下工作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