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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最近，一部聚焦低龄留学热的电视剧《小别离》在社会上引起热议。电视剧的成功在于，它不仅抓住了低龄留学热愈演愈烈的现实，更击中了留学热背后广大家长对于子女教育的焦虑心态。
焦虑，已经成为中国家长面对子女教育时的普遍心态，似乎很少有人能够淡定以对。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家境更为宽裕的70后、80后成为中国家长的主力军，更多的物质和精力被投入到子女教育中，但伴随着更多的投入不是更多的从容，而是更多的焦虑。面对各种教育资源，人们似乎有很多选择，但似乎又只有一种选择：学习，考试，成绩。留学热，学区房热，课外辅导班热……各种令人坐立不安的热潮在每一位中国家长周围涌动，似乎每个人都无法逃脱被裹挟的命运。人们想让孩子拥有学习的快乐与选择的自由，但现实中有多少学校能够满足这样的需求?人们想让孩子摆脱以学习成绩定优劣的教育模式，但如何能摆脱以高考成绩为主的升学模式，又如何摆脱看重优质文凭的社会竞争模式?
焦虑的心态，折射的是教育改革滞后于民生需求的现状，更反映出社会板结、利益固化给教育带来的压力。显然，只有继续全面深化改革才能缓解这种焦虑。当然，焦虑情绪中也有一些非理性的成分，是从众心态的产物。我们应该给孩子、给教育改革、给社会进步一些信心，为孩子的成长创造宽松的环境。
当前，中国家长的教育焦虑，表现形式和内在因素都有哪些，又能给教育改革带来哪些启示?半月谈记者奔赴各地进行了深入调研。
不同的梦想，同一种焦虑
——中国家长的教育焦虑(之一)
半月谈记者 赵琬微 吴振东 许晓青
电视剧《小别离》中，无论是富裕家庭、草根家庭，还是城市中等收入家庭，都选择送孩子出国留学，指望教育改变命运，哪怕是早早地就要和父母、同学说再见。
“小别离”反映大时代。对家庭教育选择的微观描写，折射出一种弥漫在整个社会的焦虑感：草根群体担心上升通道被阻塞，寄希望于子女“更进一步”;中等收入人群追求自身价值实现已然力不从心，孩子更是“输不起”;富裕群体烦恼于财富传承，担心未来的“不确定性”。
在许多新生代父母的心中，以追求分数为单一目标的教育理念早已不是明智的选择。然而，如何为孩子选择一条合适的发展道路，依旧令他们备感焦虑。一方面是人们接受教育理念的多元化，另一方面是现实中并不丰富的选择，让年轻一代家长如坐针毡。在教育的道路上，应该尊重孩子自由烂漫的天性，还是帮孩子适应社会残酷的竞争?
“拼起点”还是“拼孩”?
“你今天要是进不了前一百，你就进不了重点高中，你进不了重点高中就进不了重点大学，进不了重点大学等于这辈子就完了。”对于《小别离》剧中女主角童文洁经常念叨的这句台词，13岁孩子的家长张女士也有体会。“孩子每天做作业到半夜，‘有选择’地参加兴趣活动和社会实践，孩子累，大人的闲暇时间也被挤压殆尽。”
上海家长陈先生最近就在纠结要不要早点送孩子出国读书。他说，送出去考虑的不仅是孩子在国内要接受12年的应试苦读，且这种压力和付出不一定能换来以后较高质量的生活。同时，国内学校对健康心态培养、学习的自由度和多元性、对体育的重视度都不如国外，还有食品安全等让人操心的事。但是，出国留学意味着家庭的离别、亲情的损失，孩子能否适应国外环境也是个未知数。
对于选择不出国的城市家庭来说，虽没有别离之苦，但他们也有焦虑，或许是高企的学区房价，或许是愈发火热的补习班。今年8月，中国指数研究院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北京市学区房均价达6.6万元/平方米，比全市存量房均价高出30%以上。其中67%分布在西城、东城、海淀等教育资源集中区域，最贵学区均价超过14万元/平方米。为孩子选择一所好小学附近的房产，是许多家长唯一可以自主决定的事。进入一个好小学，就意味着选择了今后近10年的教育环境——这就是许多家庭“倾家荡产”购买学区房的初衷所在。
“拼孩”则往往通过参加名目繁多的课外补习实现。一位80后白领妈妈为即将上小学的孩子列了个学期清单，暑假开销加课外学习的费用达32万元。除各种学习用品、生活用品和夏令营以外，总计20个课外兴趣班。
如今一些知名的学校已经摆脱了“高压教育”的应试理念，反而是家长们对成绩和升学的期望不减。北京一些名校校长认为，把孩子的成就当成家长人生价值的体现，是多数家长依旧无法摆脱的观念。北京小学校长李明新认为，新一代家长面临的社会环境变化了，影响了人们对教育的认识。与上一代相比，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变得更加实用、功利了，人们对教育的看法也愈加现实。
拥戴“素质教育”却难逃功利心
与上一代父母普遍“严厉教养”不同，新生代的父母对孩子的态度较为温和，但要求更加全面。“我自己就是十年苦读熬出来的，并不觉得只会读书、成绩好有多么了不起。”一位名校毕业的妈妈说，她也会经常焦虑，但焦虑的方向是如何让孩子多方面的能力获得培养，而不仅仅是学业。
在国内知名家长论坛“家长帮”上，一项针对国内家长关注问题的调查最近公布。这份名为《2016年中国家庭教育焦点问题调查报告》对不同城市6529个家庭关注的问题调查显示，低龄儿童智力过早开发、中国孩子素质能力缺失等问题已成为新时代家庭教育的痛点。
调查显示，在3岁前，近一半的家长开始担忧孩子的阅读能力。在中小学阶段，家长反而更担心孩子的生活能力。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程方平认为，这反映了当前家庭教育在早期过于重视能力的获得，忽视了性格品质、行为习惯养成等方面素质的培养。
在北京、上海等教育资源丰富的大城市，认为自己“疲于奔命”的家长不是少数。一位家长如此评价激烈竞争的态势：在一线城市，每个孩子背后都站着两个“高智商”的父母，他们刚刚奋力在大城市中拼得一席之地，因此不能接受孩子的未来可能“比自己混得差”的现实，每个家庭都面临“不进则退”的紧迫感，只能咬牙向前。
家长的焦虑直接反映在如今的师生关系中。南京某小学教师葛芸(化名)以微信群举例说，一方面是群里家长对老师“热情过头”，哪怕是正常的布置作业，都有大批家长回应：老师您辛苦了!老师太棒了!老师注意身体!另一方面又是家长带给教师的巨大压力。“孩子受欺负了要找老师兴师问罪;孩子做值日，家长要来帮助扫地倒垃圾;动辄@老师，要求关照孩子冷暖、吃饭;孩子考得不好，又要求我们开小灶补课……”
“生活不止眼前的爱和自由，还有明天的挫折与困苦”
3岁孩子的父亲陈先生一开始主张尊重孩子的想法，支持孩子各种看起来“不靠谱”的探索尝试。然而，随着孩子慢慢长大，他注意到西方教育理念“水土不服”的问题。与中国传统教育观念“梅花香自苦寒来”主张管教不同，西方理念提倡尊重孩子的天性，认为只要有爱、自由、沟通和鼓励，孩子自己就会顺利地成长。这些理念看起来十分美好，却面临许多实际的问题，孩子散漫的个性和“自我中心”的习惯令他备感担忧。
“一旦孩子到了上学的年龄，问题将更严重。”一位小学家长说，身边无数经验证明，孩子上学第一天将是“自由与爱”教育观念的终结。小学入学半个月后，几位幼儿园时期的小伙伴彼此想念，家长们就搞了一个聚会。“不问不知道，一问吓一跳。”孩子幼儿园的同学上了附近一所知名小学，不仅每天要写大量作业，家长也要深度参与。自己孩子的小学是一所普通学校，一年级不留作业，孩子回家就是玩。
这位家长说：“就在那一瞬间——在其他家长讨论该买哪本课外练习册的时候，我感觉自己落后了，愧对自己的孩子。”“进入不同的小学，果然面临截然不同的教育方式。若干年后，孩子们的知识积累、学习习惯必然拉开巨大差距。”他决定，周末就给孩子找附近的辅导班。
虽然“自由”、“尊重”等观念受年轻家长青睐，但在实际生活中很难坚持。一位坚持小学期间不让孩子上课外辅导班的父亲认为，小学可以释放孩子的天性，但中学阶段应该把学习成绩放在首位。毕竟，无论对大人还是孩子，生活都不止眼前的爱和自由，还有明天的挫折和困苦。
读懂焦虑：对社会进步的期待
——中国家长的教育焦虑(之二)
半月谈记者 蒋芳 吴振东 许晓青 赵叶苹
细说焦虑：深层次因素是社会压力
焦虑来自于对比——别的学校有，别的孩子在学。南京市第三幼儿园的家长余先生说，自己越来越害怕跟其他家长聊天，他已经给女儿报了美术班和英语班，未来还打算报一个幼小衔接班。“原本觉得孩子负担够了，但是跟其他家长一交流就会发现，有的孩子在大班就已经开始学习写字甚至是硬笔书法，理由是上学后考试能比别人快一点。这样比较下来就会莫名地担忧，别人学你不学是不是就会落后了。”
别的学校有，别的孩子在学，这是家长焦虑的来源之一。南京师范大学教科院副教授殷飞认为，说白了就是攀比，有时候家长甚至没搞清楚自己在焦虑什么，就三人成虎形成了恐慌，把正常的学校教育过程妖魔化了。然而，焦虑的家长总能在“对比”中发现落差，千方百计抢先出发;总试图领先于人，而担心屈居人后。于是，在无休无止的自我较劲和竞争妄想中，家长们不断给孩子增加重负。
焦虑来自于选择——学和不学，就在一念之间。选择买房或交择校费，还是选择优录?选择A校的幼小衔接，还是选择B校的俱乐部?选择高中出国，还是选择国内高考?不夸张地说，中国家长面对孩子教育问题的选择时，之所以“举轻若重”，甚至患上选择恐惧症，是因为他选择的不是某一种现实，而是在选择未来。
南京白领齐亚萍在给孩子选择培训班的过程中感受到，某种程度上，做父母的每一种“加码”都是希望给孩子的未来增加多一点的选择权。“既然做了选择，就要全力以赴，不给将来留遗憾，但放到孩子身上，常常又会很矛盾，对处在童年的孩子来说会不会是不可承受之重?快乐和学习之间如何平衡，是摆在每个家庭面前的难题，毕竟童年只有一次。”齐亚萍说。
更深层的焦虑来自于所在群体的社会压力——进不了前100名，这辈子就完了。除了极少部分家长对孩子的教育漠不关心，大多数家长都会产生焦虑，且不分群体。而这种焦虑无疑与当下社会的板结化密切相关：柳传志的女儿一统网络搭车帝国，王健林的儿子成为举足轻重的网红，而寒门难出贵子。教育焦虑所折射出的社会现实是：家庭的见识与父母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孩子的命运。
殷飞认为：“从这个角度来说，当下中国教育跟过往的一个不同之处是，所有人都想要教育好孩子，但最终能够付出的水平不一样，结局也会不一样。中等收入群体不是怕穷，他们是既害怕社会结构固化，自己的下一代无法再往上攀升，又害怕社会结构变动太快，稍有不慎就往下滑。社会压力的释放点聚集到教育上，就产生无穷无尽的焦虑。从根本上看，中等收入群体的命门不仅是教育，其他方方面面都有不安。”
对广大寒门学子来说，教育焦虑更多是一种“纵使命运不公，我也无法不用尽全力”的酸楚。高校农村学子比例长期偏低，一些农村学子直接放弃高等教育，“读书无用论”早已在农村蔓延。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吴遵民认为，部分农村家庭功能缺失，父母外出打工，农村教育独木难支;大城市以户籍为主分配教育资源，随迁子女难以接受优质教育;二流、三流大学的文凭在就业市场上不断贬值，使农村家庭认为受教育的成本高于回报。
焦虑情绪的社会“大环境”是怎么构成的
压力之下，不少家长都把“拼孩”变成了一项艰巨事业来完成——从重点小学到重点中学，再到重点大学。家长们相信，一路的优质教育是孩子优质未来的保证。问题是，谁又能保证失落的不比得到的珍贵?这些是不是孩子自己的理想?
“面试的时候，我问孩子你最喜欢什么。她冷冷地说，英语课。我给她一颗巧克力，她看了一眼就交给了身边的母亲。”上海某知名小学校长曾向半月谈记者感叹，现在的孩子不快乐，甚至常常处于焦虑紧张的状态，周围的一切都好像是对他们进行某种“测试”或“评价”，他们只好努力去成为父母渴望他们成为的那个孩子。一位家长则无奈说道：“谁愿意给孩子那么重的负担，问题是大环境就是这样。”
澳门大学教育学院助理教授周忆粟认为，中国的亲子关系，以家庭为单位来传递各种资源。目前70后、80后家庭大都是4—2—1/2的家庭结构，在收入水平普遍提升后，父母有多余的资源和精力集中在一两个孩子身上。这是焦虑的物质基础。
焦虑的社会基础则有多种构成。“在日渐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看来，房子是资产保值增值的主要方式，意味着安全感和成就感;孩子则是家庭向更高社会经济地位晋升的希望。”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文军表示，对“下坠”的恐惧促使他们坚信“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的理念，如果难以做到，就会患得患失，比如反对异地高考，反对高考减招等。与富裕人群相比，中等收入群体认为自己的孩子最输不起，这部分孩子也恰恰是学业压力最大的一个群体。
上海社科院调查显示，超过六成沪籍家庭的子女教育消费占家庭收入比重超过15%，其中56.8%的家庭这一比重在16%至30%。一些不算富裕的家庭也争先把孩子送入私立国际学校就读，不惜负担每年超过10万元的学费。
人类学家项飚曾用“蜂鸟”形容北上广的年轻农民工群体。其实，中等收入群体的教育焦虑也如同蜂鸟，必须高频度地振荡翅膀，把自己浮在空中以避免下落。在“悬浮”状态中，或许只有不停地“振动”或者奋斗才能让他们获得安全感。
寻找教育的“理想国”：让每个人都有向上流动的机会
前不久，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余秀兰的署名文章《底层放弃教育，中产过度焦虑，上层不玩中国高考》在微信朋友圈广受热议。文章提出“教育还能改变命运吗”这一教育价值的反思性问题。其核心，仍是教育能否促进升迁性的社会流动。
文军教授认为，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大学毕业生的一纸文凭，就是迈入社会精英群体的入场券。到今天，高等教育的扩张降低了文凭的交换价值;经济高速发展使各行各业积累起一批社会精英，他们将优势和资源通过各种途径传递给下一代。“从社会发展内部规律看，资源日渐集中，社会流动性降低是正常现象。”
然而，教育促进社会流动的基础性功能不容改变。这就需要教育机会更公平地向社会所有人开放，更多人享受优质的教育资源，教育的评价、选拔机制更加科学，能够关照每个人的成长、成才。
在上海，持续多年的“委托管理”，使大量农村教师队伍专业水平、学生综合素质和学校管理水平有了显著提升，使农村学校出现了生源回流的可喜现象。在城区，正视校际差异和“择校”现象，自2015年起推行学区化、集团化办学以增加优质基础教育资源总量;此外，全市分批推进“新优质学校”建设，实行“绿色指标评价”，在改变学校育人方式的同时，引导家长逐渐放下功利和焦虑。专家表示，教育体制机制的改革犹如“大象转身”，不可能一蹴而就，但“上海经验”值得坚持和推广。
《小别离》剧中，三位小主人公选择出国是为了逃避中考。最近，教育部出台中考改革方案，旨在通过推行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完善综合素质评价、改革招生录取办法、取消特长生加分等四大举措，克服“唯分数论”，实现招考从“招分”到“招人”的转变，可谓直面家长的教育焦虑。
吴遵民认为，必须看到，城乡二元结构依然存在，农村学生通过高考改变命运的求学之路尚未发生根本变化，他们同样需要更优质、多元的教育资源。“高校专项计划等‘高考扶贫’举措并非长远之策。高考改革如何运用综合评价，使其体现农村生的特殊品质;自主招生制度如何优化，给没有光鲜证书的寒门学子更多机会，都值得深思。但最根本的，是要完善‘教育扶贫链’，补上农村教育的欠账，才能避免贫困和农村低收入群体的代际传递。”吴遵民说。
焦虑越大，某种程度上也说明社会对教育的价值和功能的期望值越高，但将社会“减压阀”和流动“调节器”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教育身上并不合理，也不可能。因此，有专家也指出，根本性解决教育焦虑的密钥在教育之外。只有社会的开放公正，人们社会经济地位的获得是靠德行、知识与能力，而非家庭背景和社会资本等“先天因素”，教育的公平才能真正落地，教育的价值才能最大彰显，教育的功能才能以人为本，教育的实现才能日益多元。
给教育改革一点信心和宽容
——中国家长的教育焦虑(之三)
半月谈记者 李亚楠
中国家长教育焦虑的背后，是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是对多元化教育模式的期待，这其实是对改革的呼唤，需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来解决。但是，任何改革都需要改变人们的观念，触动人们的利益，教育改革也不例外。于是，每当社会需要人们参与推动教育改革的时候，许多人却退缩了。这往往不是来自既得利益者的抵制，而是源自呼唤改革者内心的焦虑及恐惧，焦虑孩子输在起跑线，恐惧成为改革牺牲品。于是，改革者往往倒在呼唤改革者的反对声中。教育的“理想国”之路，仍然是任重道远。
农村：教育贫瘠化导致家长从焦虑到失望
调研中，半月谈记者问在湖南山区小学支教的老师毛志华，如果有一天结束支教，最想跟孩子们说什么。她回答：“我想说，不要小小年纪就念叨着出去打工、嫁人，留下来多读点书吧。”
“读书无用论”在农村抬头已是普遍现象。其实，这种“读书无用论”并非是对教育价值的否定，更多是对乡村教育的失望。记者在调研中了解到，湖南省衡山县，乡村小学教师50岁以上的占41%，30岁以下的教师只占15%，少数乡镇找不到30岁以下的教师;河南济源市56岁以上的乡村小学教师占20%，农村教学点56岁以上老师占到34%。在湖南山区某农村学校，语文课由炊事员“代班”;河南一些农村孩子的数学课由体育老师来教;还有更多农村孩子的语、数、音、体、美课程，全部由一位包班老师来教。
这些都直接导致农村中小学的教学质量同城市中小学差距明显。作为通过国家验收的义务教育发展均衡县，河南济源市对该市92所小学进行的教学质量抽测显示，平均分85.2，城区小学全部超过平均分，农村小学仅有2所超过了平均分;2014年中招成绩分析，22所农村初中只有2所超过全市平均及格率。农村教育俨然成为“贫瘠教育”。
城市：优质教育资源稀缺引发普遍焦虑
城市又是何种景象呢?幼儿教育小学化，小学教育初中化;学区房价格节节攀升，一房难求;一个班七八十个学生，教室仍然不够用;课外补习班持续火爆，成为“第二课堂”;“小升初”入学考试竞争激烈，堪称“小高考”……种种令人忧虑的现象背后，仍然是对优质教育资源的争夺。
据半月谈记者了解，河南郑州虽然实行公办初中划片入学，但郑州最受欢迎的初中基本全是民办学校。这些民办初中同郑州几家著名的公立高中合作，通过组织全省范围内的“小升初”考试，垄断了大量优秀生源。在很多家长眼中，进了这几所初中，就相当于一条腿已经跨进了好高中的大门。
以其中一家民办初中枫杨外国语学校为例。该校每年组织的“小升初”考试，有来自河南全省的约2万名小学生参加，约占郑州市普通初中招生数目的20%。据一家教育培训机构统计，郑州市“小升初”入学考试的录取率近年来从12:1下降至16:1，最高的学校，甚至能达到50:1，许多家长将此戏称为“小高考”，优质教育资源在城市的稀缺由此可见一斑。
推动教育改革还需家长积极参与
人人都需要优质教育资源，让人人享有优质教育资源是教育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但何为优质，人们的理解、定义大为不同。许多人反对应试教育，呼唤素质教育，却不敢放弃应试教育，拥抱素质教育，这种“叶公好龙”的心态较为普遍。当教育改革涉及教育模式的转变、教育内涵的调整时，许多呼唤改革的家长便打起了退堂鼓，甚至走向改革的反对面。
近期，河北涿鹿素质教育改革的实施者，该县教育和科学技术局局长郝金伦黯然“下课”，涿鹿教改宣告失败。涿鹿县学习的榜样河南西峡县虽然在素质教育改革上取得了成功，却未能在更大范围内复制。在教育领域，局部改革即使成功，也难成燎原之势，这便是教育改革的困境所在。
河南教育学院教授徐玉斌认为，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任何局部的改革都需要整体的支持，甚至需要教育系统外的社会支持，才可能成功。缺乏整体支持和统筹协调的局部改革，只能是将头上的病治到脚上，脚上的病治到背上，不但不能综合施治，除掉病根，还可能引发“排异反应”。
据半月谈记者了解，涿鹿教改失败的一大原因是一部分家长的反对和上访。悲哀即在于此：教育改革的失败不是源自既得利益者的反对，而是源自呼唤改革者对改革的放弃。这种深层次的矛盾不仅存在于涿鹿一地，而且广泛存在于中国的每一个县市之中，也存在于每一名家长的内心深处。
以郑州市民王争艳为例。她在郑州西区有一套房子，可以划片上互助路小学，这是西区一所历史悠久的名校;她的丈夫在郑州东区有一套房子，可以划片上纬五路一小，这同样是郑州一所有名的小学。
但在究竟让女儿读哪个小学的问题上，王争艳陷入了纠结——东区的小学多强调素质教育，孩子们更热衷在小学参加各类特长班;西区的小学多强调基础教育和应试教育，对孩子成绩抓得比较紧，很多家长在小学三年级就开始为孩子报各种辅导班，力图让孩子考上好初中。
王争艳内心深处希望孩子能接受更多样化的素质教育，却又担心没打好成绩基础，在以后的考试竞争中吃亏。最终，她选择了东区的纬五路一小。“因为东区的学校越来越重视成绩了，况且，即使在东区上，我也可以选择早点给孩子报辅导班。”
郑州七中教师李婧曼分析，郑州西区家长经济条件往往一般，家长有着强烈意愿，要通过高考改变下一代的命运;东区家长虽然经济条件相对要好，但能上国际班、出国留学的仍是极少数，绝大多数孩子仍然要参与残酷的高考竞争，成绩仍然是家长考虑的第一要素。于是，在西区孩子的竞争压力下，东区孩子最终也不得不加入到辅导班的大军之中。
一个教育的“理想国”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而只能出自每个人的参与和努力。如果家长们空有教育改革的呼唤，却缺少支持教育改革的信心和宽容，教育改革成功的希望又在哪里?显然，当前人们在焦虑之余更需保持理性，应对教育改革多一些信心和宽容，为孩子多留出一些选择的空间和成长的时间。唯有此，才能走出焦虑，回归从容。
浙江：让教育有更多选择
——中国家长的教育焦虑(之四)
半月谈记者 余靖静
什么是好的教育?哪里是教育的“理想国”?
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刘希平认为，是“有选择性的”。“最好的教育是适合学生的教育。而适合学生的教育，只有在被教育者、教育者的不断选择中才能发现、才能实现。”
课程改革：一名学生一张课表
统一的课程设置、过窄的课程结构、沉重的课业负担、单调的校园生活，这样的“千校一面”，是中国基础教育的真实写照。2007年，刘希平带队到芬兰考察基础教育改革。他们在走访一所只有20多名教师、200多名学生的中学时发现，学校每学期开设200多门课程。所有参观者大为震惊。
浙江决定做出改变。经过多次调研、论证，2012年，浙江教育发生了一场巨大变革。其核心思想是“选择性教育”。浙江省教育厅鼓励各学校根据自身的硬件、师资等实际情况，选择合适方式、合适时机实行“走班制”，把课程选择权交给学生。
变革从难度最大的高中阶段开始。2012年起，高中必修课学分从116分减至96分，选修课学分从28分增至48分。同时实行走班制，学生不仅选课程，还可以自主选择班级，争取做到“一名学生一张课表”。目前，浙江全省高中已全面建立知识拓展、技术技能、兴趣爱好、实践研究四大类选修课程体系，平均每所学校开发开设了102门选修课，约有70%的教师参与了选修课程开发，64.4%的教师兼任了选修课教学。
走班制逐渐从选修课扩大到必修课。一些重点中学自愿打破原来的“行政教学班”模式，实行语、数、外、理、化等必修课选课走班制。位于杭州的绿城育华学校是最早的探索学校之一。“改革后，学生既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老师上课，也可以选择适合自己难度的课堂。”该校教学负责人解释。
高二年级的一位学生家长说，实行走班后，孩子最显著的变化是自信心提高了。“一年下来，孩子没有再说过讨厌课堂、讨厌老师、讨厌考试等，作为家长，我们真的很开心。”
在普通高中课改成功经验的前提下，2015年开始，浙江义务教育阶段的课程改革也正式展开，首次把义务教育课程分成基础性课程和拓展性课程两大类。
浙江省教育科学研究院的调查数据显示：改革后，大部分学生成绩同比有一定程度的提升，高达95.5%的学生认为课业负担减轻了，有63.9%的学生认为自己的课余生活丰富多彩。浙江省政府督学、浙江大学教授方展画认为，选课走班，是一场“破冰之旅”，在一定程度上触动了传统教育“工厂化、流水线”模式的根基。
招生改革：高考成绩只占录取权重的五六成
一个人能不能上大学、读什么样的大学，怎么能完全让分数“说了算”?2009年，浙江推出了与高中新课程改革相配套的高考改革方案，首次将综合素质评价引入高校招生考试评价体系。2011年启动的“三位一体”招生改革更进一步，采用“学业水平测试(高中会考)成绩+综合测试成绩+高考总分”，按一定比例折算，可谓是破天荒的头一遭。
最早采用这种方式的高校是浙江工业大学与杭州师范大学，高考成绩占50%录取权重，而由高校自主主持进行的综合素质测试成绩占30%左右。2011年参加高考的徐西蒙，高考成绩与他报考专业的平均录取分相比，低了20多分，但因之前他参加浙江工业大学的自主综合测试，且表现出色，依旧被浙工大工商管理专业录取。入学后仅一个学期，徐西蒙的成绩便跻身专业前15%，进入该专业实验班。到了大二，他的综合成绩就排名专业第一，还拿到了国家奖学金。
“通过‘三位一体’招录的孩子们有一些共性，他们的职业定位非常明确，性格更为开朗，在人际交往、社会实践上很有优势，他们中的不少人积极担任学生干部，成为高校艺术团、志愿者、杂志社、广播台、电视台的中坚力量。”杭州师范大学教授黄小莲说。
方展画说，题海战术、应试教育往往压抑甚至埋没了学生的个性、综合素质和潜能，而在“三位一体”招生中，高校根据专业选才目标确定不同的素质特长考核项目，或在面试中请考生自主展示、专家组集体评分，知识面、思维逻辑、谈吐举止等都成为评分因素，而从事公益志愿工作等个人经历更是在专家评价中受到关注，从而引导学生主动全面发展。
高考改革：尊重“7选3”里的任何一种组合
课程改了，招生改了，高考呢?也得改。2014年9月，一场社会反响更大的教育改革在浙江“落地”。被确定为全国高考综合改革两个试点省市之一后，浙江推出了2017年新高考方案。
根据方案，浙江的高考不再分文理科，实行统一高考与高中学考、必考科目与选考科目相结合。除语文、数学、外语3门是统一必考科目外，考生根据自身兴趣及想要报考学校和专业的要求，在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技术7门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科目中，自主选择3门作为高考选考科目。根据浙江省教育考试院专家估算，“7选3”排列组合共有35种之多。
嘉兴一中校长孙国虎说，积极投身课程改革和新高考改革，给学校带来最大的“红利”，就是育人方式从“选拔”到“选择”的嬗变。分数不再是唯一目的，学习成为本原的追求。“这是学生，也是学校正在发生的可贵变化。”孙国虎说，“嘉兴一中充分尊重学生的选择，也尊重中途变更选择。有的组合只有一个学生选，我们也正常开课。”
同时，浙江一些中学相继开出“高中生生涯规划发展”、“职业体验”等选修课，让学生在高一就开始规划大学学什么专业，今后向什么职业方向发展。还有学校为高一新生进行“职业兴趣测试”，进而打通学校学习和职业学习之间的“隔膜”。
北京大学教授文东茅经过调查研究发现，浙江高考改革试点两年来，80%的学生感受到不分文理科的自由;对于“技能型”考生而言，可以免于高考的重负，只凭学业水平考试或职业技能测试成绩参加高职院校提前招生;对于大批“特长型”学生而言，可以在“三位一体”招生中充分展示自己的才华。
“经过多年的努力，这个以‘选择’为主旋律的改革，会全面开花。以前那种育人的统一标尺，会完全改变。多一把尺子，就会多一群孩子成功。”刘希平说，随着学生与高校自主选择权的扩大，浙江将会不断趋近“好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