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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劳尔·卡斯特罗》作者、克格勃退役中将列昂诺夫
“当我们两国关系紧张时，我们的领导人常常求助我与劳尔的友谊，常常说，列昂诺夫，去趟哈瓦那，同劳尔谈谈，解释解释我们的立场，努力缓和关系、解决问题。我总是愉快地执行这类使命”——尼古拉·列昂诺夫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胡晓光、赵嫣、高兰发自莫斯科
今年6月15日，由俄罗斯青年近卫军出版社出版的新著《劳尔·卡斯特罗》在俄外交部接待宫举行了推介会，俄外长拉夫罗夫亲自出席活动并致辞。拉夫罗夫对该书作者尼古拉·列昂诺夫给予了高度评价。值得一提的是，列昂诺夫曾是苏联克格勃退役中将。1928年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毕业于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历史学博士。15年前他还曾与人合作出版了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政治传记。
日前，本报记者辗转联系到了列昂诺夫。他在自己位于莫斯科城外基辅公路65公里处的庄园里接受了本报专访。
劳尔·卡斯特罗的俄罗斯好友
庄园别墅是二层木质结构，院子里是树林和草地，环境清幽。书房临街，墙上悬挂克格勃的标志和庄园证书。他就是在这里完成了《劳尔·卡斯特罗》一书。
这位已经87岁的老人在接受采访时思路清晰，但他给我们留下最深印象的，还是他那深不可测的目光。
据《劳尔·卡斯特罗》一书讲述，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苏联领导层希望扩大与西方联系，从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挑选了15名毕业生送出去深造，为将来与外国领导人会晤培养熟练翻译，列昂诺夫名列其中。当年5月，他从意大利登船去墨西哥，船上结识劳尔·卡斯特罗，二人一路深谈。
劳尔与哥哥菲德尔攻打蒙卡达兵营失败后，1956年夏天先后被流放到墨西哥。列昂诺夫在街上再度巧遇劳尔，并认识了切·格瓦拉。但是后来这几位古巴革命者被墨西哥特工逮捕，警察在搜查切·格瓦拉住所时找到了列昂诺夫的名片。列昂诺夫因此被俄大使馆发配回莫斯科，在外国文学出版社谋生。
1958年，菲德尔领导的古巴革命成功在望，苏联对古巴兴趣陡增。这时，苏联外交部和克格勃想起来，1956年从墨西哥调回的一位实习生认识菲德尔、劳尔和切·格瓦拉。列昂诺夫命运斗转，被紧急起用，1958年加入克格勃，在对外情报部门从事古巴方向的工作。1963年菲德尔访苏时，列昂诺夫任其翻译。
正如拉夫罗夫在新书推介会中所说，列昂诺夫任职情报界多年，是资深分析家、有才华的学者和作家，列昂诺夫与劳尔相识几十年，在新书中用生动的语言讲述了劳尔的生平和活动，涉及古巴革命、苏古关系发展，而这些作者都曾直接参与。
与劳尔相识是机缘巧合
《国际先驱导报》：您的新书《劳尔·卡斯特罗》中透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事实，您想告诉读者什么？您又是如何评价您同劳尔的关系？
列昂诺夫:我这一生幸运的是，我在24岁的时候，遇到了同样是年轻人的劳尔·卡斯特罗。书的第一章写的就是我同劳尔的关系史、友谊史。自然界中最伟大、最令人惊奇的现象是友谊，我恰恰同他结下了。这是一系列的机缘巧合，通过同劳尔的友谊，我对拉美、对古巴的了解大大加深，因为这是一位活生生的革命者。革命运动的领导者一直站在你身边，可以一直与他探讨。这种机会非常罕见。
这不是纯粹由国家利益结下的友谊，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友谊。我1991年退休至今已经25年了，而他是国家和党的领导人，但我们之间一直保持着非常密切的人与人之间的情谊。我一直应他的邀请每隔两三年去一次古巴，甚至在对古巴来说最困难的年代也是如此。我们常常一起讨论时局，分析各种发展可能，我们总是能找到共同看法。生活中有太多的偶然性，使得我们没有丧失友谊，恰恰相反的是每一次都得以加深。
Q：是否存在那种情景，一下子让您意识到你们之间建立了信任关系？
A：我认识劳尔是在1953年坐客船横渡大西洋时，我们之间的友谊是完全自发产生的。他是大地主、大种植园主的儿子，非常富有，而在船上与他并肩而立的是两个危地马拉大学生，普普通通，一贫如洗，但共同的共产主义信念把他们联系在一起。这一点令我非常惊讶。他们是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但彼此相处融洽，我就明确地把劳尔归入我们的社会政治盟友之列。顺便说一句，这保持了一生，60多年过去了，我依旧信守1953年在大西洋辽阔波涛中把我们连在一起的社会公正理想和政治理想。
Q：您在苏联被视为发现劳尔有领导国家能力的第一人。您是否同意这一说法？
A：这么说太夸张了。劳尔同菲德尔一样是天生的领导人。如果看看卡斯特罗兄弟的历史，可以发现他们从一开始就表现得像领导人。大学时代他们就领导学生组织和抗议运动，他们从不躲在同志的背后，总是自己处于易受镇压和专政的地位。他们俩都坐过牢。
劳尔1953年参加攻打蒙卡达兵营时是普通士兵，而在攻打蒙卡达兵营行动期间，他参加的那个小组被巴蒂斯塔政权的军队巡逻队抓住。许多人胆怯，劳尔所在小组的指挥官也害怕了。但劳尔表现出个人的勇敢精神，他抢过巡逻队军士的手枪，救出自己的同志，反而逮捕了这支军人巡逻队。这是本能的行动，但它通常反映出一个人的本质。由于劳尔出众的表现，他立即从普通士兵成为指挥官，后来逐渐成为领导人，表现出多方面的能力。
“菲德尔就像是珠穆朗玛峰”
Q：您又是怎么看菲德尔的呢？
A：同菲德尔相识是在1956年，当时我们的地位差别很大。菲德尔已经闻名世界，他是因攻打蒙卡达兵营被判监禁15年，流放到墨西哥时已经是著名的革命者。而我只是刚刚入行的外交官，还未干情报工作。我对菲德尔是仰视的，他对我来说已经是身处高位的领导人。
实际上我对他有更深入的了解是1963年他第一次正式访苏在莫斯科停留期间。我当他的翻译，我被告知，是菲德尔亲自点名让我当他翻译的。那时我同他待了一个半月，肩并肩，他在苏联旅行时一直陪伴他。菲德尔所做的一切，他演讲所说的一切，让我深深倾倒。
我看到的一切让我震撼，因为这是发自内心的真实、勇敢。记得他到列宁格勒访问时，对列宁格勒党组织领导人说过的一番话，令人印象深刻。他说：“你们大概把我当成别人，当成某个阿拉伯酋长了。你们给我看的只是你们生活中光彩的一面，你们所做的事情刺伤了我这个革命者。”
他举了一个例子。他刚抵达列宁格勒机场时一个小姑娘给他献花，他俯下身问她叫什么名字住在哪里。小姑娘回答说，她叫斯韦特兰娜，住在第25孤儿院。号牌我可能已经记不准确了，但他当时记住了小姑娘的名字和楼号。几天后菲德尔对列宁格勒领导人说：“我想到第25孤儿院看望斯韦特兰娜。”列宁格勒领导人的脸上出现极度的恐慌。会面安排在一两天之后，菲德尔最终来到了第25孤儿院，小姑娘斯韦特兰娜迎接了他。他问她：“给我看看你生活的怎么样，你的床在哪里。”小姑娘诚实地、天真地回答说：“叔叔，我到这里今天只是第一天，我不知道我的床在哪里。”菲德尔立即明白了一切：斯韦特兰娜被临时安排到这个更好、更华丽的孤儿院。
在访问列宁格勒期间他还遇到几个类似的情况。他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他说：“我跟你们讲话是一个共产党员在对共产党员讲话。我们是革命者，你们不应该这样弄虚作假，不应该建造‘波将金村’（波将金是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的将军，为讨女皇欢心，他在女皇必经的路旁建起一批豪华的假村庄。‘波将金村’因此成为弄虚作假、装潢门面的代名词——本报注）。”
菲德尔真诚、坦率，思考问题的范围总是非常广阔。他的每一次演讲都提出某种重要思想。同他打交道轻松，愉快，特别有荣誉感。我甚至告诉他，我不想再当翻译了，因为我不愿给比你低的人把西班牙语翻译成俄语或者把俄语翻译成西班牙语。
我同劳尔的关系无疑比同菲德尔近得多，但不管怎么说，菲德尔非常杰出，在芸芸众生中高不可及。我常说，他就像珠穆朗玛峰，站得太高。我们在这漫长的生活里看到很多不同级别的政治活动家，但达到菲德尔的水平，达到他的思维水平、道德精神境界的人极少，而且不会完全达到。这是自然界某种特殊现象。
“你帮助搭个桥吧，同劳尔谈谈”
Q:您和卡斯特罗兄弟的交往对您一生是否有所帮助？
A:因为我认识切·格瓦拉和卡斯特罗兄弟，曾被认为是一个政治上不明智、不成熟的人，我立志成为一名外交家的梦想也随之遭到打击。后来古巴革命胜利了，在两年困难的处境之后，我又变成了一个非常被需要的人，因为我认识劳尔、菲德尔和切·格瓦拉。在我的书中，我也写道，苏联领导层为了构建古巴与苏联的关系体系，很重用我，因此我经历了这样的大起大落，这是命运的捉弄，但结局是很好的。
Q：古巴与苏联的关系不总是处于上升期。国家间的关系是否影响您同劳尔和菲德尔的友谊？
A：古巴和苏联的关系发展不平坦，这是显然的。但我个人同劳尔的关系从未改变过，一直平稳向上发展。当我们两国关系紧张时，我们的领导人常常求助我与劳尔的友谊，常常说，列昂诺夫，去趟哈瓦那，同劳尔谈谈，解释解释我们的立场，努力缓和关系、解决问题。我总是愉快地执行这类使命。
就在2002年，在我们关闭哈瓦那附近的洛尔德斯无线电监听站后，俄与古巴关系非常紧张，那时俄领导层找到我。他们说：“你帮助搭个桥吧。”我说：“非常愿意！”因为我一贯赞成俄古两国之间建立友谊和密切关系。我去了，做了力所能及的事情。我已经做不了很多了，因为我不担任公职了，但作为两国友谊的象征，我去了，尽己所能建立国家之间的关系。
俄古都没有对这本书有过审查
Q：撰写古巴领导人的传记大概不是一项轻松的任务。其中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和标准？比如您的书籍是否经过了相关机构的审查？
A：（笑）并没有。几年前我出版了一本关于菲德尔政治生涯的书，古巴人给了我很多帮助，让我查阅了大量文献，并按照我的要求给我提供了一些文件。俄罗斯和古巴都没有对这本书进行任何审查，这是完全依照我本人意志写成的作品。
我唯一向菲德尔询问过的一点就是我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谈及他的个人生活。他说，世界只关注我作为一名政治活动家的经历，我的个人生活是我拥有的唯一私人财产，因此如果可以，就不要谈及这一方面，把它完整地留给我。我认识菲德尔的儿子、孙子，但我尊重菲德尔的请求，并未触及任何和他个人生活有关的问题。
菲德尔的政治传记我是在1980年写完的，但当时正处于苏联时期，无法出版。苏联解体后，我又请了一位研究拉丁美洲的学者当合著者，补充了中间十几年的事情，使之完善。我们在1993年出版了这本书，后来又出版了带插图的第二版。
至于劳尔，他更开放，也更家庭化。我和他的夫人、孩子、所有家庭成员都很熟悉，我在书中也谈到了劳尔的夫人比尔玛·埃斯平（2007年病逝）。
Q：劳尔看过您的新书吗？他怎么评价？
A：劳尔今年5月来莫斯科参加二战胜利70周年庆典时，我将这本书作为礼物送给了他。他已经读过了，很喜欢。他给我留言“非常感谢您写了这本书”，对于我来说这是一种奖赏。我们是一辈子的老相识，我们之间不会有十分巨大的分歧，因为我们经常对比各自的看法，之后达到一致和相互理解。也正因此，他对这本书的评价很正面。
这本书在古巴也很受欢迎，被翻译成西班牙语并在古巴出版。目前在古巴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举办了推介会，反响很好。我想，这本书在古巴翻译出版并得以传播，这本身就是一种正面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