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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文 青岛报道
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为内容的村民自治，赋予了广大农民极大的民主权力，村民委员会通过农民选举、代表村民来发展农村社会经济，带动村民发家致富。但是，在这个民主进程中，全国各地不时传出村委会干部在未经村民同意和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况下，非法经营、倒卖村里集体财产。
2015年年初，青岛四百余名村民联名向本报举报：青岛市市北区(原四方区)保儿村村委书记、联保实业总公司总经理王文兴及其领导班子成员以权谋私、贪污腐败、职务侵占过亿集体财产等问题。
据记者了解，王文兴自2002年就任村委书记，截止目前已长达12年。村民在按着血手印的举报信中写道：“王文兴雇佣黑恶势力，面对村民举报曾扬言：‘集体的财产就是我家的财产，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对这些举报，王文兴却不以为然。他告诉记者：“举报信的内容与事实严重不符，这是某些村民借此来达成个人私利而已。”
全国村委会选举刚刚结束，村民与村干部之间的矛盾为何如此水火不容?青岛保儿村不是个案。“各地政府在村干部选举上，往往过多干预，尤其是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较少考虑村民自治。”多名法学专家曾调研发现，结果引发矛盾，导致村民不断上访。
“村民自治”蜕变成“村官自治”。《人民日报》之前曾多次刊文指出，少数村官成了基层治理的“病原体”，甚至成为触发集体上访、群体事件的火药桶。
价值上亿土地被疑贱卖
上世纪90年代，青岛市在划区和“撤村改居”进程中，位居四方区保儿村村民土地被大量征用，昔日的村庄成了现代城市中心，村委会随后成立了青岛联保实业总公司来运营保儿村集体企业。
可是，村庄拆迁后，村里原有的四方闲置物资市场和四方五金建材市场都被拆除，让保儿村经济来源大幅减少，仅剩下部分厂房。当时，政府为了解决保儿村村民生存问题，在黑龙江南路与台柳路之间留了100多亩的土地用于发展集体经济。
据悉，在1993~2001年期间，保儿村就因给植物油厂、大圣公司担保等原因欠下不少外债。直到2002年，王文兴在保尔村担任新一届的村委书记之时，保儿村还欠下2500多万元的外债。
王文兴告诉记者，新任村委领导班子成员上任以后，王文兴开始大刀阔斧的改革：村委会征用公共事业用地兴办房地产开发公司，投资酒店。
这一系列的举止确实提高了拆迁后居民的福利，解决了几十人的就业问题。但和邻村双山村村民拆迁后每人分得二三十万相比，保儿村村民获得的仅仅是每年年底几千元的福利。
“我们有那么多地，可是钱都去哪儿呢?”村民开始质疑村委们这些年的所作所为。
记者手中这份近四百人的联名举报信首先就指出，“王文兴上任以来，将价值上亿元的村集体土地在2003年以约800万元非法贱卖给华世通车行”。
“华世通车行地处黑龙江南路与合肥路的黄金地段，土地面积约10亩，现在每亩价格为600~800万元之间。该地保守估计总共也得上亿元，此种做法使集体资产大量流失。老百姓们强烈反对此事，并试图阻止土地开工，但是王文兴书记却雇佣黑恶势力对老百姓进行人身攻击，造成十几个无辜百姓住院，大家敢怒不敢言。” 一村民表示。
根据《土地管理法》规定，土地是国家所有，任何转让必须经由国土部门挂牌出让，村集体无权出让。“华世通车行土地转让属于非法转让。”
对于为什么卖地的理由，王文兴告诉记者：“那时候我刚刚接手保儿村，村里欠了大量外债，村里要发展，只能卖地才有资金来补充。”
招商引资被指中饱私囊
“与外村人合伙成立青岛诚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原因也是因为村里没有钱。”王文兴表示：“为了开发村里仅有土地资源，我们只能通过招商引进资金成立诚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王本星三人出钱占35%的股份，青岛联保实业总公司出地占65%的股份。因公司没有钱不投入资金，全部资金由王本星负责投资、融资，办理开发建设所有相关的一切手续，并协助公司办理其它土地的相关手续。”
而村民却认为，“王文兴与外村人合伙成立了青岛诚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利用村里资金、土地进行开发经营，利润所得与对方四六分成。2007年诚信置业公司利用村集体30亩土地兴建兴旺花园，开盘价每平方米9000余元的楼盘，最后村里仅得3000多平方米的网店房(营业房)，大量的钱却流入了村支书的个人腰包。”举报信里如此表述。
对此，“该项目青岛联保实业总公司获得了2000多万元的现金分红和3000多平方米的网点房。这些网点房一直在对外出租，不算租金收益，光这些网点房的市场价格就在5000万元以上。这块地的项目开发已经算是利益最大化了。”王文兴认为。
此外，举报信还指控王文兴于2013年王文兴与新加坡商人合作建立尼斯酒店，联保实业公司出地、出资承建租给新加坡商人，让村集体背负巨额银行利息及将集体所有企业全部租赁给其支部及领导成员进行转租牟利等问题。
对于兴建尼斯酒店问题，村民算了一笔账：“村里承建酒店，光建筑成本就得2亿元，光每年要付给银行的利息就差不多得2000万元，而酒店的租赁费才900余万元，银行利息比租金还多几倍。要还清该笔欠款至少得上百年的时间，这样公司及保儿村将背负沉重经济包袱。”
可王文兴却不这么认为：“建酒店也是为了保儿村在仅有的土地上寻找可持续性发展的道路。”
集体的财产就是我家的
对于王文兴的这些解释，村民们却不并不买账。“这么大的项目不征得村民同意，书记一个人说了算，严重侵犯了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举报信中写道。
当记者问及“这些项目有没有经过召开村民代表会议进行讨论时”，王文兴表示：“确实没有。”
但王文兴认为：“这些项目决议不是我一个人说的算，都是经过村委会讨论通过的，并且这些项目情况也都进行了公示，当时也没有村民反映。”
之所以没有召开村民代表会议，王文兴表示：“由于场地、时间有限，而且项目发展情况也都在公告栏里进行了公示，所以就没有召开。”
可是，村企毕竟不是村委会的企业，而是村民集体所有的集体财产。根据相关法律，村民代表会议作为村民委员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村民自治活动中行使决策权、立约权、监督权、罢免权的组织形式，通过会议途径行使自己的权力。目的是为了保障村民行使民主权利，加强村务管理。
管理有失公允必将遭人疑，王文兴的做法等于是变相剥夺了村民的民主权利。对此，业内人士认为：“基层工作者面对的是数量多、诉求杂、素质也良莠不齐的农民。众口难调,要想做出万全之策肯定不现实。但是‘程序上的正义’最起码要遵守。因为这是底线,是体现村民自治,保证农民知情权、参与权的基本方式。
上述人士认为，村民代表大会是法定的，必须召开。公示栏不应成为摆设,村民自治也不应成为一句空话。如果能把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征求村民意见这些最基本的程序性问题做好，农民的牢骚和埋怨可能要少得多。
尤其在城市化发展中，因为城中村土地升值带来村民暴富，同时也因为土地问题出现了批量的“小官巨腐”案件，其中政府在村民自治上的监督更倾向于袒护村干部，从而导致村民与村干部之间矛盾更加恶化。
比如，青岛保儿村。尽管王文兴接受记者采访中一再否认曾说过：“集体的财产就是我家的财产，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但记者采访发现，保儿村村委会在村集体重大事项多年没有召开村民代表大会，似乎印证了广大村民根本无权过问保儿村集体财产这一尴尬现实。
结果，众多村民长期以来到青岛市政府、市北区政府上访堵路，让政府头疼。如何搭建村民与村干部之间沟通渠道，或许是当地政府应该考虑和监管的问题，而不是一味的维稳求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