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故宫修文物》为何成“网红”

故宫钟表修复师王津为拆解完的零件拍照。新华社发

　　3集电视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以年轻的视角窥视古老故宫的深处，通过文物修复的历史源流、“庙堂”与“江湖”的互动，近距离展示了稀世珍宝的“复活”技术、文物修复师的日常生活与修身哲学。2016年年初，《我在故宫修文物》在央视首播，豆瓣评分高达9.4，之后迅速在以二次元文化著称的B站(Bilibili网站)上走红，点击量超过200万，累计有逾6万条弹幕评论，呈现出超越电视播出时的火爆景象。

　　近年来，纪录片纷纷从小屏幕搬上了大银幕。《我在故宫修文物》也不例外，在网络上爆棚之后，又成功登上贺岁档大银幕，与诸多大片同场竞技。

　　借势新媒体成为“网红”

　　《我在故宫修文物》没有过山车般的剧情，没有大牌明星也没有“小鲜肉”。就是这样一部波澜不惊的片子，却在70后到00后的朋友圈里被频频转载，捧红了高墙内的这群师傅，也捧红了修了一辈子文物钟表却没几个人知道的王津师傅，引发了“故宫网红”等一系列文化现象。

　　中国传媒大学中国纪录片中心研究员刘刻说：“观众不是不喜欢纪录片，而是一直以来，纪录片没有抓住观众的心。”《我在故宫修文物》导演萧寒坦言，很多年轻观众被故宫文物修复师们“择一事，终一生”的工匠精神所打动。这种坚持和耐心，正是当下最缺失的。正是这部作品所挖掘和呈现的工匠精神拨动了年轻人的心弦。

　　微鲸副总裁陈黛蓉说：“作为平台方，我们从不忽略小众文化，因为很多热门主流文化现象都曾是小众文化;从亚文化到主流文化，需要有好作品的引领，《我在故宫修文物》就是纪录电影的精品，具有市场引领作用。”

　　专家们认为，《我在故宫修文物》成功借势新媒体成为“网红”也不是偶然现象，这其中包含着制作方对内容全面的评估、对创作真诚的态度。

　　工匠精神不可或缺

　　工匠精神不仅存在于故宫的文物修缮过程中，也存在于纪录片的创作中。正是因为这样的精神，打动了互联网上的观众，引发了舆论的关注。纪录片创作者王冰笛认为：“只有好的内容，才会在互联网平台进行很好的二次传播。”

　　早在2010年，《我在故宫修文物》主创团队就已开始关注这一隐于宫墙内且身怀绝技的匠人群体，10万字的田野调查报告，4个月集中拍摄，100小时素材，7个月重新剪辑推出电影版，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中国纪录片人的“匠心”。“能够把片子拍得如此从容，因为影片主创与文物修复师们是一样的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尹鸿说。也正是这样的精神、这样的生命质感，深深打动了互联网和院线的观众，引发了舆论的广泛关注。

　　好的故事、高质量的影片，为《我在故宫修文物》在新媒体平台崛起打下了基础。萧寒认为：“相较于其他类型影片而言，纪录片的创作靠的就是情怀。这部影片中感动观众的就是真实朴素的情怀。”

　　“互联网+纪录片”大有可为

　　2016年，是新媒体纪录片播出的井喷之年。“互联网+”模式下，纪实影像的全网点击量已达49.4亿次。在相关利好政策的推动下，各大视频网站开始发力，紧抓新的发展机遇，开发优质便捷的纪录片平台。观看量过亿的纪录片项目批量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新媒体纪录片越来越多，新媒体已成为纪录片不可或缺的传播平台。

　　中国传媒大学中国纪录片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宁认为：“新媒体环境也为纪录片发展带来了足够多的机遇，网络视频的发展为纪录片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它以多种方式为纪录片做支撑，通过互联网营销、互动营销等手段不断创新纪录片的传播形式，让更多的用户更频繁地接触纪录片。”

　　去年，乐视推出的《传家》系列纪录片大受好评，在央视纪录频道等电视平台播放后，逐渐成为微信等社交媒体的新宠，同时还催生了一批以生产与传播微纪录片为主的微信公众号。这些借助于微信公众平台到达观众的微纪录片以短小精悍来适应当下碎片化传播的传媒生态，甚至和电商合作，找到了与商业对接直接变现赢利的入口。“新媒体已成为纪录片繁荣发展与市场化进程中不可忽视的新势力。”李宁说。(记者 牛梦笛 徐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