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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勇，知名历史学者，1979年考入安徽大学历史系。新京报记者 侯少卿 摄
马勇（后排右一）高中毕业合影，写着“革命友谊，万古长青”。
马勇在复旦大学的宿舍。
1983年，马勇在复旦读研时的留影。
1979年7月7日，安徽濉溪县。此时，正值一年中最热的时节，酷暑难当。在县第一中学，一群人正走进高考考场。
这里面有一位名叫马勇的24岁大龄考生。生在农村，15岁前一直在家种地的他信心满满，深知这是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
如今，作为中国知名历史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马勇觉得高考是当代中国社会阶层流动的主要途径。他兄妹七人通过高考全都走出了农村，“没有那时高考的恢复，我们可能还得继续在农村修地球。”
前不久，马勇从社科院近代史所退休，从他参加高考，时间已过去38年。他感慨一生充满偶然，在时代的滚滚洪流中，不断跟命运抗争，又不断跟命运妥协。
当代中国第一代农民工
马勇1956年出生在安徽最贫穷的濉溪县，当地有知识的人将那里称为安徽的西伯利亚。
在马勇的记忆里，一年到头就是吃红薯，早上煮红薯，中午红薯面条，晚上红薯窝头、炝红薯丝。所以到北京很多年，无论别人怎样劝，他绝对不吃烤红薯，“因为小时候吃的还没有消化完。”
15岁之前，马勇不曾离开过那片土地，当地信息闭塞，直到改革开放前，大家还一直沿用阴历日期。直到上大学填档案时，马勇都不知道自己的阳历生日，只好选择了接近毛泽东出生日期的一天作为生日。
马勇在《我的学术起步》一文中说到，农村孩子的唯一出路就是当兵。可高中毕业后，因为体检不合格，他没能够参军，只好第二年去了杭州警备区。
在前往杭州的军车上，他第一次吃了面包；到警备区的第一顿晚饭，吃了人生第一顿米饭——三大碗，就着一点清水煮青菜。
在那里，马勇待了3年多，除了站岗执勤，还有一件事就是理论学习。
1971年“批林批孔”运动开始，领导经常安排他写学习中央文件心得，抄大字报。这是他第一次接触中国历史，接触政治理论。
在当兵的第二或第三个年头，马勇本来有一次被推荐上大学的机会。他参加了考试，并被告知考得不错，但后来没有去成。很久以后，他才知道，他的名额被一位首长的孩子或首长身边的人给顶替了。
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遍大江南北，马勇觉得机会来了，但村里大队书记给他泼了一盆冷水，“你怎么有把握考上？”
马勇有些心灰意冷，在书记推荐下，他到淮北煤矿，成了当代中国第一代农民工，并与高考失之交臂。
他被安排在了最危险、劳动强度最大的掘进队，即从平地上挖出一个800米深的竖井，井道里布满瓦斯。马勇至今都能清楚地说出这份工作的四道工序，“打眼、放炮、出矸子、钉道”。
改变命运的希望
1978年，由于对技术人才的需要，煤矿部开始在各地开办煤炭技术学校。马勇通过相关专业考试，被“淮北煤炭技术学校”（中专）录取。他很满意，毕竟，在那里学习两三年之后，有机会去煤矿当技术员，这比下井的一线工人好多了。
马勇接受了命运的安排——从事煤矿事业当工人。但他的一位高中同学，也是煤矿上的工友，在他到煤炭技术学校报道之前，因为工作时出现意外去世了。
这件事仿佛一个噩梦，在这个22岁青年心里落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他决定，一定要参加高考，彻底离开煤矿。
还有一件事促使他参加高考。这一年他弟弟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上大学，让底层出身的他看到了改变命运的希望。
“复习非常辛苦，七八个月，连头发都没剪过，人也瘦了很多。那个时候的我应该是自信心最强的时候。实际上，对于考试的东西，我什么都不懂。复习就是一遍一遍看书，把能够找到的书全都看完。然后再做习题，一遍又一遍地做。”
马勇回忆上夜间补习班的情形——“大家吃完晚饭就冲进教室，里面轰轰烈烈几百号人，拥挤不堪。但大家一点声音都没有，听老师讲、做习题。回想起来，非常激动人心。现在有很多关于高考的影视剧，应该把这种情景拍出来，唤醒一种精神，激励后来的学生们。”
1979年马勇已经24岁，是大龄考生最后一次报考机会。“我年龄偏大，确实没有把握。从1966年到1976年，我是混过来的，没有学过什么。”马勇心想，考不上大不了再回煤矿，尽管很苦，但可以挣钱。
最后，数学只考了13分，原本信心满满、本以为可以拿90分甚至100分的政治，只考了59分，其他科目还算不错，他以361分的成绩进入了安徽大学历史系。这个分数是安徽大学的最低分，据说也是入校学生中的倒数几名。报考历史系，除了兴趣，还有一个原因是历史专业没有人愿意报，录取分数低；当时最热门学科经济学、法学，马勇根本不敢报。
考上大学，马勇父亲很高兴，请全村人吃饭。后来，马勇和兄弟姐妹都陆续考上大学，对整个村都起到了带动作用。他们从村里搬走之后，他们家的老房子被亲戚要走了。亲戚住在里面，几十年都不改变房间格局，连灶台都没有动，就希望能够沾一下他们家的好运。直到几年前，亲戚的女儿考上了合肥的大专，他们才把这座宅子推倒重建。
“那时觉得读书是很高雅的东西”
进入大学，马勇学习刻苦，几乎不出去游玩、看电影，每天吃完晚饭，就跑到阅览室上自习。在4年的本科学习里，马勇几乎把图书馆里所有中国史方面的书都读光了。马勇说，因为自己年龄大，有一种补偿心理，要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
马勇清晰记得他去图书馆借的第一套书——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这本书给了马勇很大的震撼。通过这本书，他开始追踪阅读，书里讲到哪本书，他就把这本书找来看。“我几乎把安徽大学图书馆里与专业相关的书都读完了。”
马勇怀念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扎扎实实的读书风气，“那个时候还没有市场，也没有疯狂的经济大潮，我们都觉得读书是很高雅的东西。”
上世纪80年代，学生们学习的动力与当下不同。他们努力学习不是为了能够找到一份好工作，而是希望能够为民族、为国家的繁荣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我的宿舍里一共七个同学，大家每天都非常焦虑，不停地学习，想拼命抢回丢失的时间，将来能够为国家更好地做贡献。80年代初，影响我们的是‘为中华崛起而读书’这句口号，此外，还有中国女排。每一次，女排只要获得一个奖项，学校里面就很亢奋。当时我们觉得是在大的群体中，不像今天从小我立场发展自己。”
1983年，马勇顺利考上了复旦大学历史系的研究生，师从史学大家朱维铮。在上海，新事物、新思想都在这里汇集，马勇的眼界比在安徽大学开阔了不少。
3年后，马勇从复旦大学历史系硕士毕业，朱维铮帮助他联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正当马勇准备前往报到时，朱维铮的老同学、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工作的刘志琴来上海，劝马勇不要去历史所，请求改派近代史所。
刘志琴告诉他，近代史所很快会有一幢宿舍楼，分房子肯定比历史所快。那时，房子还没有私有化、市场化，所有人只能等待单位的分房。已经30岁的马勇就这样走上了近代史研究之路，这一走就是30多年。
马勇说，近代史研究所风气很好，老一代学者会告诫他们，50岁前不要写东西，年轻时候就是看资料、读书。
一生被外力推着走
“我这一生都是在外力推动下进行的，都是被动的选择。”马勇说，他们这一代，因为特殊历史原因，或参过军或下过乡，这些经历让他们“先天不足”。
“和台湾地区的同龄人相比，我们没有完整接受从童年到成年的教育。和我们后一代相比，我们也很自卑，因为我们没有学习的童年。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段经历对我研究历史，又有直接的好处——能近距离观察社会，尤其是穷苦农村的经历。”
“我看农村史料，比如研究义和团问题，我能很自然地理解参加义和团农民的心情。后来我当兵，我也可以理解到为什么晚清时期中国军队老打败仗。八国联军时期，中国30万军队为何会被几万外国军队打败。”
谈到对高考的评价，马勇觉得高考让社会阶层流动起来。
“高考有很多问题，我们应坚持改进高考而不能否定它。高考改变了我的命运，我们兄妹七个全通过高考走出了农村，我们兄妹的下一代要么在国内读研究生，要么出国深造，仅对我的家庭而言，如果没有那时高考的恢复，我们可能还得继续在农村修地球。”
【同题问答】
1新京报：推荐几本影响最大的书？
马勇：古代史部分，张荫麟的《中国史纲》；近代史推荐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另外，还应该读一读《胡适文存》。我觉得大家应该读经典，我经常跟一些年轻的非历史专业的学生们说，你们怎么都应该读读“四书”，这四本书加起来不过几万字而已。还应该读一下《道德经》，这是中国智慧之源。
2新京报：你最深刻的高考记忆是什么？
马勇：我印象很深的还是考试时候的考场。当时，三十几个考场大概几千人，浩浩荡荡，非常壮观。
3新京报：当年的高考有没有什么遗憾，对自己当时的表现怎么看？
马勇：我最遗憾的是数学考试最该得分的一道勾股定理推定没有做对。这道题一共五分，我一看我会，一激动给弄错了。这个事很遗憾，我一直记忆犹新。我数学只考了13分，要是再多一点，我可能直接就上复旦大学了。
4新京报：什么事，你高考后才明白？
马勇：就是文科考试答题不能胡说八道。我是当过兵的，我也比较会说。我中学的时候，我们村头有个盐场，我就到那的报刊栏前读《参考消息》、《人民日报》。高考政治主要考时政，科学社会主义这些，所以我认为我都会了。后来高考答政治卷子，我觉得我都会，所有的题目我都写了，而且比别人写的多得多，我真是奋笔疾书。我认为肯定满分，最少我觉得也能得90分吧。但实际上，我只得了59分，没及格。我后来反思，我都是胡说八道，没有讲到点子上。（记者 宋晨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