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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是誉满全球的“创新之都”，汇聚了华为、腾讯、比亚迪、万科、平安、大疆、华大基因等一大批世界级企业。2016年，深圳全社会研发投入超过800亿元，占GDP比重达4.1%，超过欧美、日本等世界发达国家;国内专利申请量突破14.5万件，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80.09件，居全国各大城市第一名，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0倍，PCT国际专利申请量更是连续13年居全国各大城市首位。
另一方面，深圳也是侵犯知识产区的重灾区。与北上广等城市相比，深圳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与世界“创新之都”极不相符，尤其是没有充分发挥司法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作用。数据显示，深圳市各级人民法院2016年全年共受理各类知识产权诉讼案件21609件，同比增长47.64%。知识产权案件暴增的背后，是深圳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的觉醒，更是低廉侵权成本导致侵权猖狂、侵权者有恃无恐的真实写照。
“与北上广甚至杭州等二线城市相比，深圳知识产权判决数额偏低，‘赢了官司倒贴钱’的现象屡见不鲜，导致知识产权侵权泛滥，司法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如同虚设。”长期关注知识产权案件的广东某知名律师事务所张律师说。如迪蒙科技的遭遇就很具代表性，该公司自2016年打响品牌保卫战以来，已先后在全国各地起诉30多家侵犯知识产权的企业，皆大获全胜，未曾想却在深圳遭遇“滑铁卢”。
“类似案件，我们在北京、上海、杭州的判赔金额或调解赔偿金额皆在10万以上，长亮国融信网贷系统、众筹系统抄袭迪蒙系统技术架构、盗用迪蒙品牌商标证据确凿，且侵权周期特别长，恶意侵权意图明显，可经南山法院、深圳中院审理，最终仅判赔7000元，令人大跌眼镜，啼笑皆非”，深圳市人大常委经济工委委员、深圳市互联网金融商会会长、迪蒙科技董事长向隽无奈地说，中国97%以上的专利、商标侵权案，平均赔偿额分别为8万元、7万元，远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深圳甚至还远远低于国内平均水平，令人匪夷所思。
向隽表示，该案仅交通费、公证费、律师费、案件受理费就超过8万，法院如此荒谬判决，不仅严重打击了企业维护知识产权的积极性，还将让深圳司法沦为知识产权侵权分子的“保护伞”，助长抄袭、盗窃知识产权歪风，与深圳打造“创新之都”目标背道而驰。身为人大代表，向隽长期关注深圳司法建设，曾与深圳市人大代表杨剑昌、郑学定、杨勤等十人联名发出监督函，要求人大、纪委、检察机关对“龙岗法院违法0元拍卖4亿资产”案件进行监督，在全国引起轰动，最终导致原深圳龙岗区法院院长、深圳中院副院长黄常青等一大批司法腐败分子落马。
“现实中，赢了官司丢了市场、贴钱维权的事情屡见不鲜，严重挫伤权利人的积极性。”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秘书长高友东呼吁，应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让创新者吃下定心丸，在全社会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生动局面。知识产权承载了企业大量的心血和智慧，凝聚了企业的竞争优势，关乎企业的生死存亡，具有不可估量的市场价值。同时，知识产权也是国家发展的战略性资源，是提高国际竞争力的核心要素，保护知识产权是建设创新型国家必由之路。为此，2016年4月，知识产权规划首次被纳入国家十三五重点专项规划，近乎同一时间，最高人民法院在杭州发布知识产权保护白皮书，要求加大知识产权侵权审判力度。
对于知识产权案“赔偿低”的问题，最高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庭长宋晓明强调，要在立法框架内，用足、用好司法措施，充分考虑维权成本，判决侵权人支付律师费等诉讼合理支出，对于恶意、重复侵权等严重侵权行为，加大赔偿力度，起到足以制止和惩戒侵权行为的作用，让权利人利益得到赔偿，侵权人无利可图，败诉方承担维权成本。他表示，最高法院将推动在著作权法、专利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中规定惩罚性赔偿制度，提高知识产权侵权的法定赔偿额。
近年来，知识产权案件数量呈明显上升趋势。据统计，2016年，人民法院共新收一审、二审、申请再审等各类知识产权案件177705件，比2015年上升19.07%。为此，上到中央，下到地方都在探索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如北京、上海、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在案件审理中探索适用惩罚性赔偿，着力解决赔偿数额低、侵权成本低、维权成本高的问题。这方面，“创新之都”深圳已经被远远甩在了后面。
深圳之所以能诞生华为、腾讯、比亚迪、万科、平安、大疆、华大基因等一大批世界级企业，得益于深圳前30年对创新、对知识产权的极度重视，可最近5年来，从众多的知识产权案件司法判例来看，深圳司法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如同虚设。广大创新企业呼吁，作为保护知识产权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肩负着守护深圳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成果，捍卫深圳创新创业之都的神圣使命，深圳司法必须加快改革，适应新时期知识产权保护的需要，真正扮演好“创新创业之都守护者”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