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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彩纹过世后,村民自发送来花圈和牌匾。蒲兰苹供图
谁也没想到,付彩纹在出殡后的第二天上了新闻。此前,在她66年的生命里,这位个头不足一米六、短发、微胖,脸上老带着点笑意的农妇从没获得什么值得一提的荣誉,没受到什么关注,也没怎么离开过她的村庄。
在西安市长安区马王村,付彩纹安安静静地干了40多年乡村医生,从二十几岁跟在老大夫们身后学打针,到独自负责村卫生室,到半年前病倒、一个来月前病逝,她一个人给村里1500多户、近5000名村民提供着最基本也最紧要的医疗服务。
她是马王一带农民们离得最近、也最得力的医生。“随叫随到,态度好,花钱还少,不止我们村,方圆5里、10里村的都来找她看病,她的病人比附近医院都多。”不止一个村民这么说。
谁都忘不了,5月里那个云彩很多的星期四,那一天付彩纹出殡。有人从西安市区赶回村子,有人牵着孩子、扶着老人。在付彩纹家门口,很长一段路都挤着赶来的村民和他们送来的近百个花圈,许多人自愿加入送行队伍,帮亲属们举花圈,从家里走去墓地。村里不兴送匾,但人们为付彩纹破例,村委会送来一块“医暖千家”,村民们凑钱送来块“仁心可风”,付彩纹的侄子侄女也送了块“慈爱永怀”。当付彩纹的儿子读祭文回顾母亲的一生,“在场几乎所有人都在掉泪”,有村民回忆。
没有人想到一辈子安静、劳碌的付彩纹会有这么一个热闹至极的葬礼。没有人预先组织和安排,人们只是不约而同地来到她家门前,用最朴实的方式表达从没说出口的敬重。
因为出殡时来了上千村民送行,付彩纹被写进了新闻。“这是我理想中医生的样子。”一个身份认证为某大城市医生的网友这样评论。
“再没有这么好个人,没一点夸张,她走了对俺堡子都是大损失。”一个村民说。
“你在马王村转个圈,随便找人问付彩纹,随便问,你去问一问。”另一个说。
追忆,夜里再也没有砸门声
“悬壶济世救苍生,十里相送留芳名”,在付彩纹家,大门两侧贴着她读高中的外孙所作的挽联。现在,给姥姥写传记成了这个高中少年的心愿。
迈进门左手边,紧靠大门的是付彩纹住了大半辈子的屋子。屋里,土炕上方的窗子跟窗子旁边的大门夜里常被人拍得嘭嘭嘭,或敲出一串急促的咚咚咚。付彩纹和丈夫蒲满良本来住在里屋,为方便听见这些声响,他们挪到最外面、这间厨房对面的房间。
炕对面的沙发,过去常坐着病人。旁边的深红棕柜子,以前放满了药瓶。沙发对面的写字台曾经搁着药箱和问诊器械,桌旁有个放药瓶的架子。
付彩纹走后,蒲满良把柜子里、架子上的药送去村卫生室,又拆掉药架,取走写字台玻璃板下压着的妻子的所有照片。柜子、桌子、沙发都空了下来,夜里再没有那早已习惯的嘭嘭嘭和咚咚咚。
家里已经没有多少付彩纹的东西,她那些十几块、几十块钱一件的衣服和几袋子医书都送的送、卖的卖、扔的扔。她每天骑着的自行车被蒲满良送给外村的侄女。“看见心里难受。”他低声说。
出了卧室向里走,从葡萄架底下走过小院,进门的小厅现在是付彩纹的灵堂。墙上挂满牌匾,“医暖千家”“仁心可风”“慈爱永怀”和她生前就挂着的“厚德载物”,“原先还有一个‘持之以恒’,她特别喜欢,现在没地方挂了。”付彩纹的女儿蒲兰苹说。
“小时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每天半夜都有人砸门,喊‘彩纹彩纹’,没有一天没人来,我晚上经常惊醒,看见俺妈披个大衣,拿上包出去,有时一晚上回不来。”付彩纹的儿子蒲江说。
因为父母都忙,儿时他几乎在舅舅家长大,有一次实在想家,就偷偷扒在别人拖拉机后头跑回村,因太危险挨了顿揍。
“饭都是我爸做,卫生也是他搞。没吃过我妈做的饭、蒸的馍。我家吃饭也简单,早上一碗稀饭一个馍,中午面条,晚上稀饭,基本不变,大年三十也这样,过年从没吃过饺子。”蒲兰苹说。
“病人那么多,能怎么办?由不得你。”蒲满良叹气,“她早上不到7点去卫生室,中午有时1点回来,有时两点,有时不回来,回来扒两口饭,没吃完就有病人叫,把碗一搁出去,晚上七八点、八九点才回家。走上这条路,就休息不成,她这个人又心好……”
在丈夫的回忆里,付彩纹几十年没按时吃过一天饭,没完整睡过一晚觉,一周7天,没一天休息,66岁的人没享过一点清福。她像有副铁打的躯体,很少生病,病了就自己给自己挂个吊针。
“有时她忙了一天特别累,回来跟我说就当是练腿,是锻炼身体。”蒲兰苹说,“啥困难到她这儿好像都不是困难。”她劝母亲退休劝了很多回,付彩纹自己也说想休息,但还是念着“再干几年”,结果干了一年又一年。
蒲江记得,多年前母亲的桌上有个票据插针,上面插着差不多30厘米厚的纸条,问她那是什么,付彩纹说是没钱看病的人打的欠条。“过去农村可怜人多,俺妈说不管咋样先给人看病,看病第一,她也从不催人还钱,有些欠条时间太久就揉了撕掉。为啥她要休息就是撂不下?这么长时间,村里都对她特别信任,认准了她,她哪天不在,有人就不看病,不找其他人,专等她回来,乡亲们离不开她。”
村卫生室里,付彩纹留下的档案。本报记者王京雪摄
“赤脚医生”一干就是40载
“彩纹确实是好,人人都尊重她、爱戴她。”75岁的蒲保堂说。30年前,他是马王村合作医疗站的负责人、付彩纹的领导。
1965年,毛泽东发出著名的“六二六指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培养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
根据相关部门报告,1964年,全国69%的高级卫生技术人员分布在城市,31%在农村,其中县以下仅10%;医疗经费使用上,用于县以下农村地区的仅占16%。广大农民缺医少药,城乡医疗卫生条件差距悬殊。
“六二六指示”发出后,在全国各地农村,赤脚医生跟合作医疗站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马王村医疗站也在其中。
当时,付彩纹的父亲在他们村负责抓药,付彩纹也跟着搞卫生宣传,还进了卫生员学习班。1973年,她嫁到马王村,不久,就顺理成章进了马王村医疗站,和另外3个年轻人一起,边给老大夫们打下手,边学开药打针,又被送去卫校进修,算是村里自己培养的第一批学西医的医生。
打那时起,蒲保堂就相信付彩纹会是个难得的好医生。他记得,年轻时的付彩纹一心钻研业务,格外好学,脾气也好得出奇。“有人要打吊针,床位不够,她就主动上人家里打,插好针,交代好注意事项,刚回医疗站,又被叫回去,说不小心跑针了,她一句话没有,重新给插好。过一会儿,翻个身,针又跑了,又来叫她,她还是一句话没有,又去他家,又给插好。这人就跟我说,哎呀,彩纹这人,脾气咋这好?”
计划经济时代,付彩纹这样来自农村、扎根农村的乡村医生有上百万,正是他们背负起几亿农民最起码的医疗卫生工作。
联合国妇女儿童基金会在1980至1981年年报中肯定了中国的“赤脚医生”制度,认为这种做法在落后的农村地区提供了初级护理,为不发达国家提高医疗卫生水平提供了样板。就在今年5月,联合国副秘书长西迪贝又一次提及“赤脚医生”,称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将借鉴中国这一经验,在2020年前培训200万非洲社区医务工作者。
改革开放后,以集体经济为资金来源的第一次合作医疗制度随集体经济萎缩而式微,赤脚医生人数也大幅下降。1986年,马王村合作医疗站解散,站里的7个医生有的回家开诊所、有的转行,只剩付彩纹留守原处,继续收取低廉的费用,给村民看病。
“伟大”,藏在村民朴实记忆中
到村子里随便问问,没有人不记得付彩纹的好,这种“好”多数是零散、琐碎的,却在人们你一言我一语的重复里,显出一种可贵的分量。
“1995年俺娃是她接生的,晚上11点过来,早上7点40分才生,陪我坐了一夜,让她先睡会儿也不睡。”一个站在路旁的女人说。
直到10年前,为人接生都是付彩纹的重要工作,据村民讲,马王村一带几百个孩子都经她手降生。有时,她会收到几个鸡蛋,有时是5块钱,很多时候什么也不收。
“她看病最便宜,手轻。看感冒,轻得3块钱包点药,重了6块打两针,现在哪还有这价钱?打吊瓶两瓶25,别家都要40多。”一个卫生室的“常客”说。
为让病人少花钱,付彩纹不在就近的药店进药,而是直接跑药厂。最初,蒲满良骑自行车去跑,后来,儿子蒲江骑摩托去,每次一买几箱,跑了快10年,药厂于是派人联系他们,主动送药上门。
“态度好得很,打针不是插了就不管,还在旁边安慰你。”路口屋里坐着的婆婆说,“她不在了,我去医院打针,那态度把人气的,不看吊瓶灌好没有,插上针,被子一扔就走。以前彩纹打针,冬天怕你冷,电褥子都给你插好。”
“给孩子打防疫针,骑车去家家户户通知,上百个孩子名字都记得,小孩怕打针哭闹,她就让先哄哄,说话细声慢气,特别耐心。”村头旅馆的前台说。
看病的老人多,有的说话絮叨,讲病情讲不到点、问用药反复问三五回,付彩纹从不嫌烦,“她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把病人当亲人。”一个村民总结。
“没一点架子,不管你有钱没钱、是好是赖,在那个人眼里都一样,跟菩萨似的。”有人说着合起双掌。
遇到自己看不了的病,付彩纹一定会要求病人去大医院检查,有人拖着不去,她就反复催,有人说没钱,她就自己垫。
1987年,村民贾栓柱宗门叔父的儿子出生后受寒患上新生儿硬皮症,有生命危险,付彩纹当即抱着孩子、领着孩子父亲,坐村里造纸厂卸煤的货车赶去西安,因为没带足钱,孩子父亲回村取,她留在医院陪了孩子一夜。“回家才发现自己没梳头、没洗脸、没吃饭,当时农村下雨,我还穿着大油鞋,西安不下雨,穿的鞋很不协调,但我的心里还是高兴的。”跟女儿回忆往事时,付彩纹说。
“这孩子后来认彩纹姐做干妈,出殡时也给她披麻戴孝。”贾栓柱说,“咱群众心里都有感受,她虽然不是名医,却是伟大的乡医。”
付彩纹遗像。
“我像一匹疲惫不堪的老马”
几十年里,除了看病,付彩纹还要协助上级医院落实国家提供的12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包括每年为全村300多个0-6岁的儿童打防疫针,定期为1000多位65岁以上的老人体检并登记,每季度入户随访高血压、糖尿病患者,办黑板报宣传健康知识等等。“都是她一个人做。”村卫生室的新医生说。
在马王村新修不久、刚投入使用的新卫生室,柜子里还放着付彩纹建立的各种档案,像65岁以上老人花名册、儿童预防接种登记、精神疾病患者档案、死亡人口登记册等等。档案里,她的手写字停留在2016年12月。这月月底,她住进了西安肿瘤医院。
“她成天不是看病就是写东西,累得很。”村民高爱说,她看不过去,常到卫生室帮忙打扫卫生,插空跟付彩纹聊天。
有一回,付彩纹听人讲浆水面很香,想要尝尝。这是当地的特色吃食,味道酸辣鲜香,把芹菜发酵成浆水菜,起锅烧油炸香姜末、辣椒,倒入浆水烧开,再浇进煮好的手擀面。“她哪有时间弄,就跟隔壁要了碗浆水,直接下面,那就不香了,你说可怜不可怜……”
去年冬天,高爱的女儿找付彩纹看病,碰上她腹痛到昏厥,医院的人赶来打吊针。“我都不知道这事,她到最后也没说。”坐在一旁的蒲满良说。
按高爱说的时间,就是在那天后,蒲满良看着“胃疼”的妻子给自己连打了三天吊针,第四天,他和女儿把付彩纹送去市区就诊,诊断结果是淋巴瘤晚期。
总是要求病人及时去医院检查、别耽误病情的付彩纹,把自己耽误得厉害。“我像一匹疲惫不堪的老马”,住院后,终于闲下来的她在日记中写道。
付彩纹待人温和,但骨子里极要强,轻易不说累。儿时家里贫寒,唯一的弟弟体弱,是她给父母养老送终,跟丈夫一起给弟弟盖房娶妻,又给侄子们盖房娶妻。弟媳因事故意外身亡,责任方拖着赔款不付,是她带弟弟跟人“拼命”,要回的钱。
“她这病是这么多年累出来的。”村里很多人都这么认为。
“每天我都见她骑个自行车,过来过去、过来过去。村里的行行道道她不知走了多少次,吃不好,睡不好,晚上有人砸门,我家都能听见。最后这两年,常见她不骑车,推着走。”村民韩中富就住付彩纹家对面,回想起来,他突然明白她最后为什么总是推着车,“那时就得病了,车已经骑不动,是推着当拐杖。”
随着年纪增长,付彩纹自己也越来越疲惫。“虽然病人来了不爱(看),但每次还是把病看了。早就不想干了,咋推啊?没法推了,不是病了,我还在那。”她在日记里说。
她一直想学佛,也拜了师傅,但没有时间,“请师傅原谅我,每次你来,都匆匆走了,因为一直来病人。对不起,不是我不听你的话,我咋放下?诊所撂给谁呀?自己把自己捆得越来越紧……”
虽然马王村地属西安市辖区,交通比较便利,但对村民们而言,坐一个多小时车去城里排队看病仍然是很麻烦的事,尤其村里住的多是老人。离他们最近的社区医院,根据现在的资质认证,过去能看的许多伤病都不再允许收治。
“来找的病人太多,村卫生室就她一个人,没有接班的,不干不行。”蒲满良说。他们也想过找人帮忙,但很困难。像付彩纹这样的乡村医生虽然有编制,却没有工资,退休后更没有养老保险。付彩纹有时也会念叨,要是国家出个政策,让看了一辈子病的赤脚医生们有个退休费就好了。
2017年4月29日,在与疾病抗争了4个多月后,付彩纹离开人世。临终前,她最惦念的是被自己忽略太久的亲人,尤其是丈夫,“想陪你爸走到最后,你爸太可怜了。”她对蒲兰苹说。
“从小看着我妈,不用说就知道该怎么对病人”
在付彩纹最后的日子,蒲兰苹为鼓励母亲,让她口述一生里做过的善事,最后在本子上记了5页半。在村里多走几天,你会发现这些事,每一桩村民们都记得,只是有人知道这件,有人知道那件。
有人提到有少女未婚生子找付彩纹接生,家人要埋掉孩子,是付彩纹劝他们给孩子留条命,把婴儿抱回家养了几天,直到那家人来接。
有人记得,有年玉米地井边来了个疯女人,白天黑夜都待在那儿。付彩纹拿了馍和苹果过去,她吃一口,女人吃一口,又陪女人聊天,知道她会坐车,给她钱劝她坐车回家。“一般人都是看热闹,谁会去劝?谁去拿馍?谁领陌生人回家洗脸梳头?”
有人说村里有老人,儿子们互相推脱,不给养老,老人吃不上饭去找大队,付彩纹在旁边听到,说:“来来来,住我这儿,我把饭管上。你们商量好再来接人。”
“大家都不知道。”马王村村支书董万寿说,“村委会每年年底去慰问贫困户,连续3年了,付彩纹每年拿来2000块钱,让以村上的名义给贫困户,说不要留名,就图个心安。”如今,蒲兰苹和蒲江打算把这笔钱继续捐下去。
马王社区医院公共卫生科科长惠朋辉小时候得过严重肺炎,引发合并心衰,是付彩纹反复劝说、又找镇医院大夫一起劝,才让他的家人重视起来,把他送去城里医治,一家人感谢付彩纹,让孩子认她为干姐。惠朋辉15岁考上两所中专,一个卫校,一个农校,来问付彩纹看法,得到的建议是去卫校,“因为学医能帮助人”。
“我也是我妈让上卫校的。”今年42岁的蒲兰苹在西安市一家医院里干了20多年护士,多次获评医德高尚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从小看着我妈,不用说就知道该怎么对病人。”
现在,距离付彩纹离世,已经过了一个多月。“彩纹还活在我们心里。”蒲保堂说,就在这天,还有人问他:“我咋觉得彩纹姐还在?”
“提到她,心里还很难过。”90岁的王义贤说。
78岁的张坤兰还记得快20年前的夜晚,她跑去叫付彩纹来家里接生,付彩纹边被她拉着跑,边一手提着腰带。
“她在世上时默默无闻,死去后,每个人心里都有衡量。”董相如最记得小学时的付彩纹,“我们都是学校合唱团的,她那时爱说爱笑、爱唱爱跳。”
“我妈虽走了,但还一直影响着我们。”蒲兰苹说。两年前,他们家族凑在一起定了13条家规,第5条是付彩纹提的:吃亏是福,能帮人就帮人。
在已经没有多少母亲东西的家里,蒲兰苹翻出一封2014年的信,那是付彩纹写给16岁、刚刚初中毕业的外孙的信,她在信里嘱托:
你能做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就对得起养育你的天和地。
你能孝敬父母,对社会有大孝,就能对得起祖先。
你能热爱祖国,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就对得起国家老师的培养。
你要不伤姥姥的心,就要听姥姥的话。(记者王京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