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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东城区北新桥街道社区志愿者在巡逻。新京报记者 王贵彬 摄
“发动群众来管理城市。”在7月初召开的北京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上，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如是说。
在北京，“朝阳群众”、“西城大妈”、“海淀网友”、“丰台劝导队”曾被并称为北京“四大神秘组织”。实际上，北京的“神秘组织”远不止这些，各区都已基本形成自有特色的治安群防队伍。
在昨日举行的首都群防群治专题发布会上，首都综治办副主任许继慧介绍，截至目前，北京市实名注册的治安志愿者已经超过85万人，各类群防群治力量动员总量近140万人。专家指出，北京的群防力量正在朝着专业化方向发展，社会专业力量的引入，有助于探索更加多元、有效的共治。
“西城大妈”的日常
去年冬天的一个午后，家住西交民巷的柳素霞大妈像往常一样在胡同里巡逻。一间很久没有住人的房屋引起她的注意。
“这房子我记得好久没住人了，房门好像被人撬松动了。”柳素霞透过虚掩着的房门向内观察，发现桌子上摆着一把枪，墙上还挂着一把剑，屋内有一个男青年正在睡觉。
作为“西城大妈”的一分子，柳素霞对这种情况非常敏感，她马上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立即将情况上报。由于西交民巷地处核心位置，公安部门高度重视，当即派出警力实地侦查。
经核查，屋内男子是一名精神病患者，而枪也是假枪，虽然是虚惊一场，但首都综治屡见奇功的，就是这样一群治安志愿者。
这并不是一个孤例，在北京，在我们身边，有85万名实名注册的治安志愿者。他们在各自的“地盘”有自己的名字。如“朝阳群众”、“西城大妈”、“东城守望岗”、“海淀网友”。
首都综治办副主任许继慧告诉记者，截至目前，全市各类群防群治力量志愿者超过140万人，实名制注册的志愿者85万人，各区基本形成特色品牌。
缘起“小脚侦缉队”
前不久，西什库社区书记郝杰在整理母亲遗物时发现，老人家保留的各个时期的红袖箍，堆起来有两部汉语词典那么高。“我奶奶以前也是治保积极分子，我还没有桌子高的时候，她就拉着我上街巡逻。现在，女儿还报考了警校。”说起自己和“西城大妈”的不解之缘，郝杰觉得，很多志愿者参与群防群治，都源自家庭内部潜移默化的影响和传承。
群众治安志愿者在北京由来已久，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他们就已依托街道居委会活跃在北京的大街小巷，邻里守望，调解纠纷，安全检查，举报犯罪。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冒充周恩来总理签字诈骗中国人民银行20万元巨款的惊天大案，就是在什刹海街道治保积极分子协助下迅速侦破的。
爱调侃的北京人给这些志愿者起了个形象的绰号：“小脚侦缉队”。这支队伍最初以老人和家庭妇女为主，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正是他们最活跃的阶段，“红袖标”俨然成了胡同里最大的管事机构：邻居家孩子吵架要管，有人欠缴卫生费要管，就连谁家有海外亲戚归来，积极分子保准也会在门外“上岗”。
“小脚侦缉队”还曾于1990年走上春节联欢晚会：在宋丹丹和黄宏出演的小品《超生游击队》的结尾，两人听到“小脚侦缉队”过来的消息，吓得慌忙逃窜，一边高喊经典台词：“他爹，撤!”
如今，他们是臂挎红袖标、身穿红马甲的风景线。首都综治办副主任许继慧告诉记者，治安志愿者实名制注册以后，首都综治办主要负责总体统筹，公安部门负责业务指导，日常管理归各区负责。在人员构成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群防群治队伍，目前全市治安志愿者平均年龄在50多岁。
老牌组织用上“新武器”
如今，“西城大妈”们早已告别“小脚侦缉队”时代。
统计数据显示，在北京，虽然群防志愿者占比最高的还是老年人，但是为了适应群防群治工作日渐信息化的需求，大爷大妈们也用上了微信。
70岁的“西城大妈”魏兆荣花了一个月时间，学会了使用微信。她说，现在她每天看着微信“工作群”就能了解街道里发生的各种情况，对于突发问题的迅速反应，也更加便捷了。
“西城大妈”目前共有7万多人，实名注册者5万多人，占全区常住人口的1/20。这支队伍虽然以“大妈”为名，其实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其中三成是年轻人。
年轻志愿者的加入，为群防志愿者队伍增添了“技术流”元素，不管是在日常工作还是管理思维上，群防志愿者们都用上了“新武器”。
目前，“西城大妈”的线上管理模式是“三微一端”，包括微博、微信、微视频、客户端。据西城区综治办相关负责人介绍，这些新技术的应用，迎合了广大青年志愿者的使用习惯，也能够吸引众多年轻粉丝加入。
同样从幕后走向前台、“从胡同口踏上客户端”的，还有“朝阳群众”。目前，这支被网友称为世界第五大“王牌情报组织”、甚至曾协助抓捕过公安部一级通缉犯的民间队伍，已经有了自己的APP。
统计显示，上线仅仅一个月，“朝阳群众”APP注册用户即达6万余人，接收各类线索2000余条，除涉及朝阳区的近1500条线索，还有外省市线索200余条，北京市其他区线索300余条。其中400多条为有价值线索，通过这些线索治安拘留25人，行政罚款3人，消除各类隐患87起。
特色管理吹响“集结号”
随着越来越多志愿者加入群防队伍，如何有效管理，吹响“集结号”，也成为新形势下的新命题。目前，北京各区都已有了各具特色的管理形式。
据朝阳区综治办介绍，目前，实名注册的“朝阳群众”达13万余人，相当于平均每平方公里的地面上有277人。其中6万余名活跃的“朝阳群众”，平均每月向警方提供线索2万余条。
“十万大军”的队伍并非一盘散沙。据该区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朝阳区全区都已建立了“点位”机制，总共确定了2700余个社会面重点防控点位，包括重点区域外围、人流密集场所、繁华场所群体聚集区、大型公交场站等。这些点位以“治安伞”为标识，定人、定岗、定位、定责。一旦发布命令，各重点点位按照要求统一上岗上勤。
在东城区，7.1万“东城守望岗”志愿者接受“专业化管理”。
东城区综治办相关负责人表示，“东城守望岗”队伍共分为8支主要力量，包含职业性力量、治安志愿者、安全稳定信息员、流管协管员、人民调解员、楼门院长、行业系统志愿者、社会力量等。
“通过规范管理、明确职责、分类培训，改变了以往社区志愿者松散无序的状态，增强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实效。”海淀区综治办相关负责人表示。
首都综治办副主任许继慧指出，希望志愿者多去发现问题，而不是具体地处理问题。“朝阳群众”在平时工作中，也注意依托社区民警驻区制等原有的“专业力量”。比如，规定群防群治力量一旦发现情况，要同时向综治和公安报告，而不是“单兵作战”。
群防力量有了统一管理办法
1953年，北京人口200余万，戴红袖标的治保积极分子5万余人;2017年，北京常住人口超过2000万，实名注册的“红袖标”治安志愿者达到85万。
这并不单单是数字的变化，折射出来的是北京城市的巨大变革，数十年间，平房和胡同成片消失，高楼林立，外地人口涌入，越来越多的人搬进楼房，关起门来过日子。社会情况日益复杂，重大活动安保需求大。
“红袖标”们也发现，自己的职责不再陷入调解邻里的家长里短，有了自己的服装、标志，工作也更加规范。比如东城区，187个社区都有守望岗。11.97万名志愿者组织的守望岗群防群治队伍，编成3135个点位，构建了三级综合防控体系。
“从‘人海战术’到建立科学防控模式，群防群治的防控效能不断提升。群防群治工作简单依靠以往大范围发动、大规模使用、粗放式投入的模式已经难以为继。”首都综治办有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北京不断推进群众参与平安建设的新机制、新模式，在全国率先成立治安志愿者协会，制定了治安志愿者协会章程，在市、区、重点行业分别建立治安志愿者协会和分会，在街乡镇、社区村建立志愿者工作站，使治安志愿者网络层层覆盖、遍布全市。
在管理方面形成制度，建立治安志愿者招募和注册制度，完善各级志愿者组织自愿报名、分级登记、微机建档等一系列管理机制，对治安志愿者实行星级管理。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北京的群防力量正在朝着专业化方向发展，这有利于统一工作方式，发动基层群众参与社会治理。
汪玉凯说，发动群众有多方面优势，首先是可以利用基层群众对社会面的熟悉度。“每个社区志愿者对自己的社区是最了解的，谁家多了一口人，谁家房子多盖了一尺，他们是最先反应的。”
汪玉凯指出，社会力量不是一级政府，不是专门的政府组织，而是自发性强的社会组织，这就有利于群众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有主人翁意识的主动参与，好过任何被动的管理。”(新京报记者 郭超 见习记者 裴剑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