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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涨上来的时候，村民就一步步往后退。有的村民搬了三次家，一次次退，直到有一天醒来发现，水到床边了，“没办法，必须得走了。”
蔡瑞豹在水中的家，那块陆地上只有4个人。
在安徽省淮南，因挖煤，一片片塌陷湖从陆地升起，表面互不相连，在夏季的某一天前呼后应连成大片水域，最终土地长埋于水底。有媒体报道，到2020年，在淮南，塌陷湖面积将相当于100个西湖。
这座城市不得不转型，如今，一座世界最大的水上漂浮发电站建在塌陷湖上。不同时代的生活横截面在水里分层——一些东西长埋水下，另一些全新的生活被水托起。
靠矿吃矿，靠水吃水。当煤矿关闭，土地下沉，工人与农民，中国这两股最厚实的力量出现在淮南历史舞台上，这些本色“群众演员”反复诠释一个剧情：活下去。
一
新建成的水上漂浮发电站占地1200亩，成千上万块太阳能组件覆盖于塌陷湖上，那种宏大的、整齐的、刺眼的光亮，让人立刻从精神上对现代科技感到臣服。
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漂浮电站吸引了许多外国人，“黄头发蓝眼睛”绕湖一周，感叹水面的辽阔以及中国政府发展新能源的决心。
“它能发电40MW，国家有‘光伏领跑者计划’，安徽省内有今年实现1GW的目标。”淮南阳光浮体科技有限公司总工程师肖福勤信心十足。
他指着淹没了一半的房屋，表示水逼退了这户人家。
这里曾是刘龙村的故土，也是潘一矿矿区的腹地。穿着浅色衬衫和灰色西裤的马赵匡上个月才从矿上退下来。他比现场搬运组件的其他工人看上去要白净一些，只有藏于透明皮肤下的煤渣暴露了他曾经的身份。
那些煤渣永远地留在矿工的体内了。这些由于清洗不干净形成的黑色疤痕，渗透在矿工的手、耳朵旁、小腿的皮肤下……
马赵匡以前的矿友羡慕他在工地上找到一份工，有人为了生计不得不在退休之年去上海做保安，领每月3000元的工资。他们奉献了一辈子的煤矿，听说要在2018年上半年关闭了。
马赵匡的儿子还在矿上工作，对未来忧心忡忡。“没办法，谁让你生在矿工之家。”父亲对儿子说。
老鳖塘边的老矿工，他身后是做了搬迁标记的房子。
爷俩不是一个班次，一个上班一个下班，碰了照面还会客气两句：“怎么下班这么晚。”
马赵匡以前在矿上是搞运输的，除了拉煤，他还拉过矿友的尸体，在一场瓦斯爆炸后，“把死人拉到井口，一个车能拉两三个，来回跑了好几趟。”
他的家就在父子俩工作面500米以上的地方。坐“大罐”从地面到地心深处，他耳朵“背住了”，捏着鼻子擤一下就行。“罐”相当于矿上的电梯，但更“傻大黑粗”，“就像大卡车与精致的进口小汽车之间的差别”。
刘龙村边上的泥河早前只是一条大沟，连着淮河，后来“越陷越深，塌成这么大”。马赵匡身后的水面有4000亩，波光闪闪，他在岸上搬运组件、拼接，然后拖入深达7米的水中央。
还住在这里的时候，一下大雨，马家门前就要筑个坝，往外舀水，他最担心粮食受潮。过往的日子浸泡在记忆里已经不那么清晰了，农家生活又没什么惊奇，他只记得逢年过节男女老少搭戏台，那是一年到头最欢乐的日子，“十多年没有了，现在都搬到搬迁楼了。”
朱正兰的家，每年夏天她都要搬走一次。
二
也有人不愿意走。
6月的一个中午，李桂泉与老伴在田里摆了两个小板凳，坐在水稻中摘除杂草。
他虽住进了搬迁楼，但仍惦记着这块土地。经过大半生漂泊打工的日子，他最终回到故土，发现家园已沉于水底。在他眼里，他曾打工修建的骄傲的建筑都衰减至暗淡。
“人生活在哪个地方就想念哪个地方的乡土民情。”他熟练地把水稻捆成一捆，扔到一旁，“但国家采煤没办法啊。”
李桂泉对一旁的光伏项目感到满意，“新项目新科技也不错。”
“国家讲要珍惜土地啊。”他正了正头顶遮阳的安全帽，“虽然被淹了，但把泥浆翻上去，搞到两岸，说不定也能耕种。”
汛期到来，他的水稻可能被不远处的塌陷湖淹没，但收成对李桂泉来说好像不是最重要的事情，不浪费土地才是。有地种，他就心满意足。
他回身指着一间似乎马上就要被水吞噬的红砖房，“我家老二就住那里，一直没搬走。”
李桂泉在塌陷湖边种地，他深深留恋土地。
朱正兰是他的弟媳，刚刚送完孩子上学。与李桂泉死守着土地不同，她“靠水吃水”，在塌陷湖养起了鹅和鸭子。超过1000人的村子，像她这样没有搬走的还剩5家，养着1000多只鸭鹅。她家算少的，生病死了两只后，只剩几十只了。
总工程师肖福勤记得，项目刚开始时，快下班了，经常遇到赶鹅回家的农民，那些鹅排着队，雄赳赳气昂昂，走过去扬起的灰尘比十辆卡车的都多。
朱正兰一家的生计都在鹅背上。她穿着一双黑色的粗跟皮凉鞋，上面有好几块已经干了的泥渍，也有新沾上去的。她抬脚给人看，“一出去一脚泥巴，好看吗!”她也想早日搬走，但新家没钱装修，只有靠种地、养鹅、摸鱼慢慢攒钱。
因为沉降，从前的厨房门框像被压弯了的扁担，现在用来当鹅圈。以前水还没来的时候，他在家里感到“下面放炮开采，房子在动。”
她丈夫也在矿上干过一两年，怕得职业病就离开了。“讲得挺恐怖，石头能把人压成饼。”
出去打工也没有门路，“早前做临时工，经常遇到不给钱的。给就给，不给就去磨。要不到就算你倒霉。”
朱正兰的家凌乱得让人很难还原出它以前的样子，家具都展现着灾难过后七零八落的模样：无处不在的裂缝，大衣柜拦腰截出被水泡过的痕迹，破了洞不再修复的窗子。“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淹，修它干啥。”
一面墙上有她女儿6岁时画的画，如今女儿已结婚。另一面墙上有他丈夫写下的“恒心”和“海纳百川”。
如今是“水纳我家”。每一年夏季，朱正兰都要搬走一次。“水上来了，我们就往上面跑呀。”她家的小电视不大，“搬起来就走”。
一下雨就害怕，一夜醒来，锅和鞋子都漂起来了，他赶紧把家当装上三轮车和拖拉机，撤退。
水下去得慢，要个把月时间。朱正兰坐在一袋尿素上发愁，“屋里很少干，水离我们越来越近，离房子越来越近。”
30年前嫁到这个村子里，朱正兰对它谈不上喜欢，“人可能因为穷，就特别自私。有的人把田埂往别家移，占这种便宜。”但这里曾经有垂柳下的小河，有她喜欢的肠道相连的宅子，有长满草的土丘和铁路线。种着果树的村子一直往前延伸，通向各家田地。若干年前村子的居民曾为获得多一寸土地而争吵过，如今那些生产粮食的沃土只能长出水下植物。
“大势所趋，”农妇朱正兰说，“你不能改变事实。”在这一季的汛期来临时，她必须尽快离开。
三
在谢家集区的老鳖塘，蔡瑞豹一家的日子是在岛上过的——如果能称之为岛的话。
老鳖塘是早年挖煤产生的塌陷湖，中间延伸出一条狭长的陆地，这块土地上总共住了4个人，两位看门的大爷和蔡瑞豹两口子。
蔡瑞豹是鱼贩，有这个职业常见的凶气。人如其名，他说父亲曾希望他霸气一些，现如今，“还‘豹’呢，给水里淹着了。”他站在水塘中间说。
他往前后一指，“这边是李一矿，这边是谢二矿，这边是李二矿。”这些矿早已停产，留下老鳖塘。
蔡瑞豹家世代在此生活，“小时候想去矿上挖煤，但年龄不够人家不要，好不容易年龄够了，矿上工作要走关系，农民没钱，又没土地，只能养鱼。”
他每天凌晨3点起床打鱼，然后运到集市上卖。渔网散落在房间周围，水涨起来的时候，他们一家人就划船进出，水走路。第一次家被水淹时，这个壮汉说，心里难受，皱着眉“想哭”。
家里的冰箱给垫高了，墙上爬着青苔，蚊子苍蝇多。如果刮风，晚上睡觉他能听见水声。他和老婆要喝水，得拿桶到镇上装，每次够喝上三四天。
老鳖塘周围还有些村庄，水悬在它们头上，一些房屋已经画上了拆迁的符号。一位老人戴着矿工帽在门前溜达，他1996年退休，有38年的工龄。他刚工作时李一矿投产没两年，火车站只有两个铁皮筐子。
他指着坡上的树说，“以前，地跟那树一样高。”
在他看不到的很多国家，煤矿勘探者必须提交详细的土地复垦方案才能开工挖煤，并对之后的生态恢复提供资金。
蔡瑞豹在家中，他身后的墙是被水淹过的痕迹。
老井是矿上的工人，缺乏社交才能，但会写诗。他和他的诗出现在纪录片里、文学刊物上，他穿着下井的矿装，与各种名人合影，身上的反光条强烈地反着闪光灯的光。
“地球上两百年前没有煤矿工人，两百年后可能也不会有，我们是一个时代的特殊产物，有责任把自己的工作记录下来，让后来的人知道。”
他写过一首《塌陷湖》：一颗硕大得足以填平苦海的清澈泪珠/默默地荡涤着天地间的尘埃与荒凉/多少苦难与悲怆/都圣贤般地在这水底沉淀……
“看到塌陷湖，我的内心很矛盾。”老井戴一副金属框眼镜，“虽然我不是产煤能手，也不是领导，但我是矿工之一，对自然造成的伤害，始终有种愧疚的感觉。”
他把塌陷湖称为“大地表面的伤口，积满雨水”，是“矿山心间的一滴泪”。
在这座城市疯狂产煤的时期，大车拉着优质煤、煤矸石以及煤泥来来回回，煤泥黑乎乎、稀稀的，一边拉一边往下滴，给这里的道路留下黑色遗迹。
“遗迹”随处可见。在淮南，没什么高的建筑物，因为地下是空的。出租车司机陈明开玩笑说，淮南建地铁都不用打洞了，直接铺铁轨。
道路被车压得拱起，时刻要防着刮底盘，他去矿区拉一趟活，回来别人一看车上的灰就知道刚去了哪儿。
“下井有下地狱的感觉，呼呼呼往下坠。”陈明是土生土长的淮南人，经常听人讲述井下生活，“这里的井是直上直下的，一出事就爬不上来，像把老鼠扔进马桶一样。”
他有次从矿上拉了两拨儿拼车的乘客，坐在前头的是位矿工，跟他抱怨，“我在底下辛辛苦苦，老婆在家看着电视，嗑着瓜子，笑哈哈的，万一哪天我死了埋在地下，老婆孩子都是别人的了。”后座的三位矿工女家属不乐意了，“女的也不都是那样。”两边各自抱怨生活，差点打起来。
塌陷湖上的漂浮电站。
陈明讲述，在上世纪80年代，下井并不是体面的工作，找对象都不好找。后来在煤炭黄金十年，“十二生肖都没矿工属相——属螃蟹的，横着走。”尤其在2008年到2013年末，找对象一听是矿上的，嫁了吧，有钱!
在那段煤炭与资本的蜜月期，淮南建起大大小小的娱乐场所，“这几年确实不景气了。”
潘一矿是仅存的几个未关闭的煤矿之一，躲在一片锈迹斑斑的矮楼身后。这块围绕着煤矿建起的生活区还飘荡着上世纪末的气味：阴沉的候车厅、军民招待所、再就业一条街……一些新建筑正在酝酿，灯光璀璨的城市夜景印在围起来的工地旁，开发商声称要“再造一个新潘集”。
四
有一阵子，老鳖塘说要建个水上乐园，后来不知因何停工，项目立的牌子还戳在路边。
刚参加工作的时候，老井每天都骑自行车路过这里。一个6月的早上，他遇到一位老矿工，边走边讲，“出事了，瓦斯爆炸了。”
“伤人了没有?”
对方瞪了老井一眼，“瓦斯爆炸，你说伤不伤人!”
老井到井口一看，都是老幼前来打听，家中壮劳力为啥没回家，“救护车嚎叫跟哭一样”。
老井推着自行车往里进，他本不是在这个矿上工作，但因为穿着矿装，没人拦他。家属用期待的目光盯着他，希望他能出来捎个信。
他看着担架一个个往外抬，救护车一辆辆开，眼泪直往外掉。听说是一次连环的爆炸，后来只能把井打上封闭墙，隔绝空气，人也永远封在了下面。
据新闻报道，那是1995年，事故伤亡共125人，其中死亡76人，伤49人。
2014年，类似的场景发生在一条马路之隔的对面，一个小煤矿爆炸，死亡27人，井口抹上了水泥。老井前两年混进事故发生地，面对封闭的井口，跪了下来。
他念起多年前创作的那首《矿难遗址》：原谅这个穷矿工，末流诗人/不会念念有词，穿墙而过/用手捧起你们温热的灰烬/与之进行长久的对话……
1995年的那起事故是他创作的分水岭，“父老乡亲脸上想要流泪却流不出的焦灼表情，刺痛了我的心。”他以前写风花雪月比较多，“800米地心深处的故事需要有人知道。”
这些遗址曾为国家创造出很多“辉煌”。建国初期，有“多出一吨煤，早日建成社会主义”的口号;抗美援朝时期，口号变成“把现场当战场，把工具当武器，多生产一吨煤支援前线，就多消灭一个美帝侵略兵。”
中学毕业的老井仍然记得头一次下井时悲壮的心情，他再次提到“像下地狱”。“半夜两三点一个人在巷道走，总感觉头顶有人跟着我，回头猛拿矿灯一照，什么也没有。那种恐惧，是对自然的敬畏吧。”
朋友都劝他不要下井，“无论如何都不要下。”当地有个说法，叫“四处无门把煤掏”。
第一次上班的时候，老井是做足了心理准备的，但还是吓了一跳。“碰到下早班的朋友，我认不出他了，只有牙齿和白眼球是白的，咧嘴笑。”
大罐往下走，有人尖叫，有人搂着别人的腰，老井闭着眼，心想：“这辈子就这么完了吗，都怪我不好好学习。”
他此前是建筑工地上的临时工，从脚手架上一跃到地心深处，为了“有个身份，正式工”。他说，“与打工相比，我们属于体制内的，有个身份也好，枷锁也好，退休有保障。”
这种体制内的诱惑在煤炭光景好的时候尤其诱人，工作证是红的，他们被称作“红牌子”，有个工人身份，“挺傲”。采煤工有的也能拿1万多元月薪。
谁也没想到几年光景，又落了潮，“哗一下就下来了，比腰斩还惨，进口煤加上运费都比我们的便宜。”老井现在的工资只有2000多元。
他在井下吃烧饼，嘴里咯吱咯吱都是煤渣子，转着圈吃，最后手抓的那块黑的扔掉。井下有井鼠，舔他沾了油的手指，也有喜欢汗味的蟑螂，躲在矿工的帽子里，矿工戴帽子时感觉脸上痒，一拍是蟑螂皮。
胃也不好，关节也不好。老井说他的膝盖有两座冰山，夏天都是冰凉的。他见过矽肺病晚期生不如死的状态，恨不得自己把肺掏出来，狠狠地砸。
他表示，在机器的轰鸣中反复穿脱工作服，终结每一段冗长的黑夜，再晒一段称不上公平的阳光。整个人都是麻木的，撑不着，饿不死，耗到退休。
老井有一些农民朋友，关心土地的收成，也会问他采煤采到什么地方了，“他们依附这个矿，又仇视这个矿。”
早前农民“靠矿吃矿”，在门口做生意、租房子、卖菜、开饭店，拿个蛇皮口袋跳车扒煤，一整车煤拉到了只剩半车。扒几天的煤就等于一个月工资。
矿工诗人的身份让他看起来像个局外人，有人责备他只写丑的，不写美的，“我也赞成写赞美诗，但不能都是那样的东西。”
淮南市志记载：男性人口比重大，男女性别比为115∶100，具有明显的工矿城市特征。有段时间，大量矿工下岗。有些工人死了，坟都要朝着厂子的方向。
城市转型是唯一的出路。“有时候，历史就是无名者用苦难写出来的。”老井说。
他写道：“当我一个人第一次在负800米地心深处小坐时，我悄悄地关上了头顶的那盏流萤般微亮的矿灯，在此时我会感到周围的黑暗像无形的坦克那样碾轧过来，举目四望，我还会悲哀地发现：我鲜活的身躯和四周许多死寂的物体一样，皆是暗淡无光的。从那时开始我就给自己制定了一生中的最大目标：竭尽全力地去创造出一些比我这个臭肉身更明亮、更高贵的东西来，仅此而已!”
五
穿着露脚趾凉鞋的“旧式人物”老井，注意到这座城市的一些新变化。
淮南的楼顶开始安装太阳能组件，荒凉的拆迁小区也堆起了高科技产品，说是光伏扶贫工程。
“华丽转身”，老井谈起变化，“但愿能成功，不能老吃煤。”
曾经挖煤的夏兆在这家新能源公司已经工作一个月了，第一次看到他生产的浮体下水是在手机视频上，“跟我做的一模一样”，“采集阳光的东西放在这上面。”
他生于1980年，对数字敏感，“我应聘之前专门查过什么是光伏发电，在水面上，不占土地，靠太阳能没有污染，发电效果非常理想，能代表未来的能源趋势。”
一位淮南的普通市民对新能源的评价是：“咱们没有方向感，跟着国家的政策走，国家提倡新能源，屋顶上就都是组件。”
煤炭大省的一位官员曾说，煤炭形势好的时候，财政的钱80%都投到煤炭上去了。老板们不想干别的，挖煤日进斗金，拿麻袋装钱，没必要转型。暴利的煤炭像磁石一般吸引着人力和资源，对其他行业产生了排斥。
夏兆挖过4年零7个月的煤，“下井有饭吃，不下井没饭吃。”
高中毕业时，夏兆是尖子生，区里作文比赛第二名，物理竞赛拿奖。摆在19岁的他面前有3条路：外出打工，继续读书，在矿上做活。
现代的城市年轻人已经很难理解他当初因何选择了第一条。“那个时候流行打工，十个有九个都说，打工多么幸福。”
他后悔地摇着头，叹着气，“我现在每天苦劝女儿要好好读书，千万不要像爸爸一样。”
带着一包茶叶蛋、一双皮鞋、两包茶叶和身上的22元钱，青年夏兆跳上了南下的火车。“当时大家都往北上广跑，我就去杭州吧。”结果在火车上睡过了站，下车时一脸茫然，看到“温州电信”的招牌才知道自己来到了温州。
他跟电话亭的大爷打听哪里要人，大爷说要去工业区，他花了1元坐车，下车直奔公交站最近的厂子。
那是一个仪表厂，生产指针表。门卫刚要把他打发走，一旁的安徽老乡听出了他的口音，说“你再等等，刚才有个人辞职不干了”。
他就这样随机地开启了打工生涯，老婆也是在厂里认识的。再后来数字表取代指针表，厂子停产了。去年父亲过世，夏兆开始感叹“还是家好”。他在朋友圈分享英文歌《昨日重现》(yesterday once more)。他与当初选择读书的人，早已断了联系，“不是一个档次的人了”。
在燥热又嘈杂的生产车间，夏兆戴着袖套和手套，工装让他泯没于众人，“我这辈子没给国家拖后腿，也没给社会作过贡献。”
“你一个老百姓有什么办法呢，无非是卖劳动力，做点小生意，炒股也不会呀。”如今，他最大的目标是让家人安居乐业，不要为明天的生活思考，“留给我一个人思考就可以了。”
“可能这里的人都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在企业里工作，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职员。他们要么在矿上，要么在电厂，没有其他的路，等他真正发现的时候已经晚了。”夏兆的上司、总工程师肖福勤说。
他毕业6年，已升至副总。还是一个普通的工程师时，肖福勤在网上看到一篇关于日本漂浮电站的报道，翻译过来只有100字，眼前这个体量巨大的项目最初就源于这篇100字的报道。
后来他用半年时间研究漂浮电站，直接给集团领导发建议，一次次说服对方，最终如愿。有一天淮南刮大风，肖福勤一晚没睡。“最怕刮风下雨，锚固不结实。”他每两个小时就给项目组值班同事打个电话问现场情况，所幸最终没事，“第二天一看，树枝折断，农民养鸭扎的网都飞了。”
站在新能源的巨轮上，肖福勤仍然惴惴不安。“说白了我们是工程师，不是科学家，人家做好了，你拿来用。”中国的光伏行业听上去很牛，装机规模世界第一，但行业内一直有种未经证实的说法：当我们在研究光伏组件，花大量的钱去欧洲买设备时，对方也许已经研究出更好的替代光伏组件的东西，没推出来的原因，可能仅仅是把设备库存消耗掉而已。
“如果真是这样，相当于我们这一代白做了，地震式的影响，那将来我们就真的失业了。”
塌陷湖边只剩5家养鹅的农户。
肖福勤穿着牛仔裤和衬衫，背双肩包，名校毕业，开着好车，但仍然缺乏安全感。“这么多年的工作感悟，人必须要学会改变、适应，说不定哪天就被淘汰了。”“你不知道哪个聪明人在哪一天想出一个更好的替代方案。”
淮南用短暂的历史展示了“替代”的含义，似乎没什么是永恒的。
老井却相信煤层、石缝间有老灵魂，无色、无味、无情。
他说瓦斯是远古动植物的魂灵，是煤的自我保护，防止人类过度的开采。“谁敢说，哪一块煤中，不含有几声旷古的蛙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