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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鲤鱼跳龙门”
2019年6月，刚中专毕业的李杰离开老家湖南株洲，和5名同学来到深圳。他从电催专员做起，工作底薪每月2500元，做得特别辛苦，靠提成能赚到五六千元。
跟一般人的选择方式一样，为了更便宜的房租而牺牲交通的便利，李杰找到了一个月租600元、距离上班地点30多公里的住处，乘坐地铁通勤一趟要70分钟。住处是近郊地区的农民房：15平方米的单间，一张双层床，一张桌子，布局如同大学宿舍。
对于初到大城市打拼的“小镇青年”来说，回去是一件很没有面子的事情。好不容易“鲤鱼跳龙门”，不能再跳回来。“小县城找工作没门子、没关系，到一线城市打工还能靠自己。”李杰没有过回老家发展的念头，他对未来很有信心。
作为一名电催专员，李杰每天的工作内容是给逾期欠款的客户打电话，敦促对方还款。但他平时比较内敛，小组开会时发言都很紧张，打电话意味着即将面对各种类型未知的客户，并需要即时做出反馈，这对他而言是一个挑战。
李杰的应对方法是下“笨功夫”：“打电话前我会先打好草稿，就像写作文一样，列出提纲，对应罗列出常见的话术，根据客户类型对照着应答，电话结束后再进行复盘总结。”
日复一日的电话催收工作，枯燥而平淡。但即便如此，李杰始终坚持每天工作十小时。他的想法很简单，希望换近一点的房子，不用每天6点半起床，富余时能给老家打钱。“现在的工资是5000多，只基本够吃住，我努努力这个月提成加上绩效拿个八九千，给老家也打点钱。”
深圳是一座充满魅力的梦想之城，外来常住人口超过65%，远高于北上广三个一线城市。在这里，无数没有家庭背景和社会资源的年轻人，拼尽全力、挤破脑袋地想抓住一切可以实现阶层上升的机会和通道。
小到养家糊口，大到阶层跃迁，他们有自己的理想，并不断积蓄力量为实现理想而奋斗。他们甘愿接受恶劣的居住环境，从临时性、流动性大的工作逐步过渡到稳定的职业，不断寻找上升的路径和方法。
在社会学上，把这样一群低收入、不被人关注、聚居而住，但勤勤恳恳、永不放弃的年轻人称为“蚁族”。
“蚁族”不是一个新鲜词，更不是一个贬义词。一二线城市和省会城市基本上都有蚁族，根据地域划分，在上海、武汉、西安、广州，则还有沪蚁、江蚁、秦蚁，穗蚁等大量的存在。而根据职业群体划分，蚁族大量分布在广告营销、教育培训、电子器材销售、保险推销等低收入行业。
据不完全统计，催收行业至今有超过30万从业者，但与现实生活中的蚁族数量相比，“催收蚁族”却鲜为人知，社会关注度也相对较低。关于催收人员生存现状调查的报道寥寥无几，媒体报道亦以负面为主，缺乏客观理性的声音。在某种程度上，“催收蚁族”是一个少有人关注和尊重的群体。
李杰是“催收蚁族”的一个缩影，哪怕生活跌跌撞撞后始终保持积极向上，但却鲜有关注。
02 “先养活自己，再做自己”
曾几何时，催收被想象成一群抄着各种工具上门要债的的恶霸。这是上个世纪90年代经典港剧《古惑仔》里面的名场面。但李杰发现，自从催收被当成“洪水猛兽”，他们就被迫背负上“讨债狗”的恶名。
李杰打的第一通电话，对方职业填的是工程师，很顺利地接通了。他按照培训后的合规标准话术表明致电来意，但话还没说完，对方就粗声粗气地破口大骂：“讨债狗，死全家！”接着对方问候了他祖宗十八代。
李杰当场被粗俗的咒骂声吓懵，愣了几秒，也未来得及反应。旁边的组长见他脸色不对，一把抢过他的电话，简单礼貌地回应了客户，随即友好挂机。挂完电话，组长意味深长地看了李杰一眼：“骂人会被投诉，投诉会丢饭碗。慢慢来，适应了就好。”
“当时的感觉是自己的脸被狠狠地刮了一巴掌，而且还不能还手。”李杰如此回忆道。
逾期欠款的客户群体中，有濒临上征信黑名单边缘，有破罐子破摔恶意拖欠债务的“老赖”，也有缺乏稳定收入来源，靠拆东墙补西墙借钱的年轻人。年轻人在网上调侃“花呗一时爽，还钱火葬场”。实际上，他们把贷款的额度当作了自己的钱。
短短一年多的催收工作，令李杰见证四海民生、社会百态：活跃在浮光掠影、灯红酒绿的大都市之中，一个个精致外表下的“体面人”，背后都有可能有他人不知的难言之隐。
但很快李杰就调整好心态。他告诉自己，“先养活自己，再做自己。”如果说，妥协是为了得到最优解。那么忍受和沉淀，似乎就是李杰目前所能做到的“最优解”。这也是催收人掩盖焦虑情绪的常用做法：用对业绩的焦虑掩饰内心的脆弱。
以李杰为典型代表的催收人，身上有一种“蚁族”永不言弃的精神：如果我们试图挡住一只蚂蚁的去路，它会立刻寻找另一条路。要么翻过或钻过障碍物，要么绕道而行。他们有强大的精神动力，只要他们能看到上升的通道，那目标就可以达成，即使遭遇挫折也会硬扛。但这并不代表他们不需要被看到、被尊重、被关爱。
一份研究报告表明，“蚁族”的焦虑感、挫折感、抑郁感、精神病因子，远远高于全国的平均值，处于较为严重的亚健康状态。“蚁族”表面上很乐观坚强，因为他们还有梦想，他们认为现在临时性的生活会有很多改变的可能性。但这个群体越是对外表露自己的坚强，反而越容易被社会忽视和冷落。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蚁族”研究第一人廉思先生曾提出，“关心'蚁族'就是关注中国的未来”。他认为，一个人在年轻时候，他的成长经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他的价值观。试想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他被社会鄙视，被社会冷落，他认为社会是不公平的。那么，当他成功以后，会如何看待社会？他会如何回报社会，如何教育自己的下一代？
从这个角度来看，“催收蚁族”的价值与梦想并没有被看到，反而陷入了社会阶层鄙视链的末端，成为“老赖文化”和“年轻人过度借贷”下的牺牲品，在辱骂、投诉和舆论压力下损耗身心。
03 “一步步地往上爬”
用专注的心，做着平淡的事，是万千蚁族“打工人”职场的真实写照。但若要在平淡中坚守，有且只有一种方式，那就是找到工作的意义。
催收工作的意义是什么？李杰想了很久。
每当客户在协商时间内还款，李杰的成就感便会油然而生。“有时候跟客户聊了一下午，最后约定下午2点还款，并且最后把欠款还清了。我就会有一种莫名的成就感，感觉自己其实也可以做到说服和帮助别人。”
某次一位客户遭遇电信骗贷，对电话催收已心存防备并拒绝还款，但李杰主动提出协调资源，帮助客户解决债务问题。当天客户到公司双方签订了书面协议，当即就把欠款还清了。由于当时做了一定的减免，所以客户非常满意，还给李杰写了一封感谢信。
“获得客户认可”。这原本是再普通不过的职场行为，但对于李杰这样惯常被冷落的“催收蚁族”来说，却是为数不多的高光时刻。
从被客户骂哭，到现在笑着跟客户“称兄道弟”。被拒绝也能厚着脸皮继续沟通，李杰从内向渐渐变得能说会道。除了性格上的转变，李杰离他的梦想也越来越近。在公司内部业绩评比中，李杰连续3个月被评优，拿到了不错的奖金。当看到工资到账的那一刻，他觉得之前付出的所有努力都是值得的。
根据公司的晋升规定，获得评优的人员可以优先申请代理组长职位，工作职责主要是协助催收员完成催收目标，同时承担一定的管理工作。李杰对此是犹豫的。一方面是出于对未知的恐惧，另一方面他隐隐感到自卑。因为相比于组内其他人员，他的学历不高，对办公软件不熟悉。他担心不会被信服。
但李杰最终还是决定试一试，理由很简单：只要顺利通过培训考核，薪资和奖金随之上一个台阶。
在催收行业，一般来说，催收员的上一级是代理组长。代理组长有三个月的试用期，试用期通过后正式转催收组长。催收组长再上一级是副主管，通过严格的考核后，晋升为主管，负责整体催收工作。
相较于社会大环境下，当代青年的上升通道不断收窄。催收职场为“催收蚁族”提供了明确的上升渠道。只要有路径，有方法，任何人都可以一步步地向努力，获得与付出相对应的回报。
阶层跃迁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向上爬的过程总是充满艰难险阻，但除此以外，孑然一身的“催收蚁族”别无选择。
04 “站在十字路口”
2021年，李杰决定搬到离公司更近的地方，节省每趟40分钟的通勤时间。他用挤出来的时间做点自己喜欢的事。他还第一次给家里打了钱，但他没有跟家里人正面介绍自己的工作。“就说自己是搞金融的，免得他们多想。”
李杰很矛盾，感觉自己仿佛“站在十字路口”。一边是理想，一边是现实。他听过很多人说“选择大于努力”，但他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催收就不能是一个好的选择？”
“说到底催收只是一份工作，一种生存方式，一种生活理想。”
对于李杰这样的“催收蚁族”，他们有许多话想说，但愿意听的人却少之又少。
不同于光鲜亮丽的金融白领，催收人员处于金融贷后资产处置的最后环节。和人力密集型产业一样，催收工作强度大、重复性强、报酬与绩效挂钩。基础性服务的工作性质，使催收被误解成一类“低门槛”的边缘性工作。但实际上，催收行业的本质是维护社会信用体系，敦促挽回借款人的信用，促使金融底层基础服务得以完整。
“蚁族”在全社会范围内是鲜为人知的庞大群体，而“催收蚁族”仅是其中一个分支。催收作为一个容量非常大的行业，为社会创造了数以百万计的工作机会，绝大部分催收人员都是合法合规的勤劳工作者。而作为持牌消费金融公司的工作人员，他们从事的不是边缘性工作，而是切实在保卫国有资产的流失。
这是信仰的时代，也是奋斗的时代。只有坚持理想才能迎来高光。正如团中央“青年100计划”发起人吴德祖所说:“无论在什么样的时代,真诚与理想都不会过时。坚持理想的人,不应该,也不只会以悲剧结尾。你有你的幻灭,我有我的信仰,你看不见我的努力,但我知道我的脚步从未停息。你嘲笑我的梦想和现在,我用奋斗创造自己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