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箱：ifengnews.com 
汤伟所在的家乡江南乡村，物质跟上了，但没有年轻人。汤伟 摄
长期从事城镇化研究的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任远教授认为，人们因为情感中的思乡而美化了的田园，以及因为逃离城市生活压力而憧憬中的田园，多数是理想化的想象，都脱离于现实生活和实际。但对于乡愁的热闹讨论，能激发人们对城镇化和城乡发展的更深思考——城镇化的理想是要实现真正意义上农村和城市的共同繁荣。
上海大学博士生王磊光今年1月初就早早回到湖北罗田的老家过新年。临近春节，他的微信里开始不断收到朋友转发给他的各类回乡见闻，其中好几篇还改编自他羊年春节刊发的那篇《一篇博士生的返乡笔记：近年情更怯，春节回乡看什么》。
因为那篇返乡笔记，王磊光一夜爆红，他的生活也因此和家乡发生了更多的连接。在过去的两年间，他数次回乡访谈，应邀写了一本与乡村有关的20万字著作。
这两年，返乡日记引发的关注，从学界蔓延到了普通人之中。2017年春节，回乡见闻以更深入的方式在进行。截至2月4日，仅微博上一个“回乡见闻”话题的阅读量就突破1亿元。而伴随着乡村凋敝的感叹，也有人把回乡抒情当作是文科生的无病呻吟，流传最广的是厦门大学教授的那篇《文科博士们，回家能不能别装》。
这恰是人们面对乡村的不同态度。可以说，中国人对于乡村的情感和态度，从未像今天这般分裂。一方面，无数的农村青年努力地通过上大学或外出打工等途径“逃离”农村;另一方面，城市人和这些离开农村的新城市人又都对农村生发出诸多“乡愁”。
在王磊光看来，作为观看的乡村和作为生活的乡村，是两个存在。而长期从事城镇化研究的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任远教授认为，人们因为情感中的思乡而美化了的田园，以及因为逃离城市生活压力而憧憬中的田园，多数是理想化的想象，都脱离于现实生活和实际。但即便如此，他认为城镇化过程中密集地讨论乡愁是正常和自然的，“对于乡愁的热闹讨论，能激发人们对城镇化和城乡发展的更深思考”。
乡村不再
农民的很多观念早已改变，“金钱成了衡量人的主要标准”
虽然去年暑假回过老家，但王磊光在今年1月初再回罗田时，依旧惊叹当地城镇化推进速度之快。“以前的变化局限于县城，而今到了乡镇——村子边上在修旅游公路，12米宽的路基在建设中，建成后会是7米宽的水泥路，旁边留出足够空间修花坛。”
从腊月二十七开始，挂着全国各地车牌的车辆陆陆续续回到家乡。对于外出打工的家庭而言，有没有购买房子、车子，成了在外混得好不好的一个判断标准。
王磊光所在的罗田县凤山镇大雾山村，依旧保持拜年习俗，但和老一辈紧密的亲情相比，年轻一代更多是个来往形式，拜个年马上走。
大年初二早上，王磊光骑摩托车去小集镇买完东西，先后去3位舅舅和1位表哥家拜年，还顺路去了中学同学家，总共不到2小时。他匆匆赶回家，是因为另一位同学约了10时多来自己家拜年，但也只是打了个照面，简单聊几句，同学又去下一家了。
“过去拜年，在亲戚家吃饭喝酒聊天，甚至留宿;现在大家放下东西，客套几句，马上离开，几乎没有感情交流。大家之所以拜年，主要还是为了沿袭传统，完成长辈交代的任务。”王磊光感叹，若老一辈不在世，新一辈的联系也就慢慢断了。
但现状很难改变。现在的乡村生活，已经需要打工的经济收入来维持。除了房价，小地方日常生活的物价比县城高，县城又比大城市高。更何况，如今农村青年要娶本地人，普遍行情是两套房子(老家一栋楼、县城一套房)，外加十几万元彩礼。“即便如此，只要哪家有适龄女孩子，说亲几乎到了‘抢’的地步。”对于媒人，大家都遵守的标准是，如初步说定一位，男方至少要给媒人500元;结婚时，还要给上千元报酬，多的要给两三千元。
外出打工，使得农村生活的绝大部分“货币化”。“农民的很多观念早已改变，金钱成了衡量人的主要标准，知识、学历以及努力程度，不再是大家最看重的方面。谁家的子女在外打工发了财，他家就被众口夸赞;谁家里没有钱，还是靠精打细算过日子，就被人看不起。”王磊光做社会调查的过程中，有人发出感慨：“现在农村的老人和孩子，比过去更爱钱了。”
和往年相比，今年沿着公路还多出了好几个小集镇，那是从山里搬到公路边平坦处造房居住的人们。很多打工者的收入不再像以前那样流回老家，而是在县城或是小集镇上买房、造房。
王磊光所在的村小组，到了年初五就变得静悄悄。“出去打工的人们，走得差不多了。”王磊光说。
乡情犹在
很多细节依旧能够触摸到内心最柔软部分
现代生活是一种让人心肠变硬的生活?王磊光总是忍不住这么问。但当他因为写书的关系多次跑回家乡，却分明觉得很多细节依旧能够触摸到他内心最柔软的部分。“哪怕写20万字，我也没有抱着科学的态度，要梳理出什么理性逻辑，而是住下来，到处看，找人聊，听到什么就记录下来，把碎片化的现实展现出来，让大家去感受。”
王磊光的一些朋友提出过批评，比如书中有很多不符合社会调查规范的地方，又如调查者“我”没有退居幕后。但王磊光更看重的是用文化研究的眼光看待生活，他始终觉得，碎片化的细节，可以引导读者对于乡村社会有结构性认识。
农忙还没有到来的时候，家乡的人总在不同的时节挖草药、掰竹笋、摘茶叶，以赚一些贴补生活的“小钱”。“某一天早上，母亲腹胀，就把自己新摘的金银花，拿到李家楼去卖，卖了20元，又去药店买药。一盒胃药接近30元。但母亲并不觉得伤心，甚至庆幸她买药没有花费从田地里挣来的钱。母亲觉得花是山上自生自灭的，这些小钱都是大山的馈赠。”乡村情感中朴素的感恩跃然纸上。
冬天，“找小钱”的机会没有了，大家就熏制腊肉、腊肠。农村人自己养的猪，都是慢慢长成的，和城里的肉味道不一样，大多只够自己家人吃，要卖也是一小部分。而村民为了买到土猪肉过年，要提早半年就打好招呼。买卖也是乡亲间的情谊。
这些细节，是乡村展现出的幸福一面。王磊光曾在同学群里做过问卷，问同学们想不想回家，“都说想，但难点也一样，回去没办法挣钱”。这两年陆续有人回乡创业，有人回乡打造养老休闲基地，也有人承包鱼塘或是家禽养殖场，但绝大多数人没有这个机会。
“越来越多人看似远离了家乡，但儿时的生活经验、思维观念即便城市化了，‘根’还在那，长远的归宿还是回去。”王磊光的两位表哥分别在浙江和广东承包了工厂，收入不低，但买房还是买在了家乡的县城。
对于王磊光自己，故乡的一切因为经常回去而熟悉，“从来不会把乡村当做风景来观赏，而是我的生活方式”。即便在上海求学的这些年，他觉得思考方式还是带着乡村的印记——地铁7号线上的“长寿路”和“常熟路”他经常混淆，也是因为在乡音中，这两个词语是完全一样的读法。
“套用贾平凹的话，家乡对我们的影响，就像乌鸡的乌，那是乌到了骨头里面。”王磊光说。他把乡村的情感表达分为两种不同的分类，一种是城市人和已经脱离乡村的新城市人，他们对于乡村是审美上、情感上的，与乡村只是偶尔接触;而另一种是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农村人，他们的乡村是生活的乡村，体会更多的是快速发展中的挣扎。
多样乡愁
在集中的乡愁表达中，地域差异、个体差异随处可见
今年春节，上海社科院的副研究员汤伟写了十篇回乡见闻。他所处的江南乡村，在物质上早与城市接轨;他所感受到的乡愁，是另外一种。
“村里的道路很早就拓宽了，很多人家有车，有的人家还不止一辆，但年轻人很少。”农村空心化，是汤伟眼中的家乡，最触目的现实。
春节回家，村里各家都不拜年了，年龄相仿的兄弟姐妹之间虽有微信群，但通常不怎么说话。汤伟所在的村庄是当地有名的教育村，先后出了几十位名牌大学生，多数都定居在上海，当律师、学者、证券从业者等，但和王磊光的同学们不一样的是，他们互不联系。汤伟保持密切联系的，是大学校友群和同领域的学者。
而今的村庄，在汤伟看来，更多是作为地理意义的存在。生活在村里的人，不再像以前那样一起交往。哪怕是遇到拆迁事宜时，短暂地形成“共同体”，也不是为了公共利益，而仅仅是个人利益的相加，“各家只关心自己的那一份”。
被城市同化的乡村，是汤伟看到、感受到的家乡，而所有这些，都与他印象中的家乡有巨大差别。他的乡愁，是一个群体的代表。他坦承，之所以每年回去，主要是父母还生活在那里，如果不是因为这层关系，乡村和他并没有多大关系。
在任远教授的定义中，不少乡愁是站在乡村之外的“他者”的乡愁。“对乡村发展的理解要从乡村中人的需求、从乡村共同体的具体运行中得到理解，乡村的未来发展也应该由生活在农村的人们自己来决定、自己来参与、自己来建设。”
王磊光的朋友小花(化名)是另外一位“他者”。2月6日她发文质疑，返乡书写能否避免煽情?
小花的家乡是某国家级贫困县。她在上海创业定居后，把父母也接到上海，所以她觉得乡愁表达是“知识分子不切实际的自以为是”，而她自认为“不是理想主义者，只想办法解决问题，而不是沉溺于哀叹”。她用努力证明了留在城市的可能性，却也发出“定居下来了，再也不会回老家了”的感叹。
记住乡愁
是美化了的乡村记忆，更是对未来乡村的期许
这几日，农村继续以“耳目一新”的方式呈现在不同春节回乡记中。一篇写农村娶亲难的文章称，在当地仅相亲就需2000元“相亲费”……
这真是乡村的现状吗?“这种已经让人不认识的乡村，恰恰是真实的。我们印象中宁静的乡村和含情脉脉的乡情，是一种想象的田园，真实的农村生活已经高度市场化和商品化了。”任远说。
在任远看来，这几年集中的乡愁表达的背后，是快速的城镇化。“在上世纪80年代，我国城镇化水平约20%，而今到了57%，约4亿人口从农村进入城市，城镇化构成这4亿人口的生活历程，因此返乡见闻构成了他们对自身生活历史的记忆。”任远称，在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农村群体城镇化主要还是“离土不离乡”，他们和乡村的关系没有真正分开;而现在，更多的人口从乡村到了城市，快速高效的交通使得城乡密切交织，对城乡的分裂性体验就更为明显，也就有了密集的乡愁表达，“这也意味着城镇化到了更深入的时期”。
改革开放30年，农村的经济社会水平有了大幅提高，但城镇化过程增加了家庭的分离，城乡的不平等依旧存在。从这个角度而言，“乡村衰弱并不一定是乡村的绝对衰落，而是城镇化过程中城乡失衡的表现”。任远说，新型城镇化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当家庭被城镇化撕裂，乡愁的表达非常重要。因为，很大程度上，乡愁的基础是一种基于人性的、家庭的情感慰藉。
在如今的乡愁表达中，有两种意识交错在一起。“一种是对自己记忆中的传统乡村进行浪漫主义改造。这部分人认为过去存在的乡村是一个田园牧歌式的乐园，但这种美化了、改造了的田园，更多是一种怀旧。”任远指出，传统的农村生活走向现代化、走向城镇化的过程促进了人的发展，绝大多数的人们并不愿意回到过去那种传统的低生产率的生活。
“另外一种理想的田园是对未来生活的憧憬。”这其中透露的积极信号是，城镇化发展的未来是城乡发展共同的未来，不仅仅是现在的更多以城市为中心的城镇化发展模式。
而这两种意识都有其局限性。“在美化了的思乡的背后，是农村的困苦生活，人们把乡村生活的困苦遗忘了，只是以乡村作为场景对农村生活进行着美化; 而在对城市中心主义的逃避中，不能否认的是，城市是现代财富的创造基础，是现代生活方式的发源地，很多表达着乡愁的人们其实在乡村呆了几天之后，还是会回到城市。”但这两者还是有共同点的，那就是城镇化的理想是要实现真正意义上农村和城市的共同繁荣。
是感怀，更是向往。近年越发浓烈的乡愁，早已不再是简单的土地之恋。
■本报记者 谢飞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