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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遗忘的精神病人:北京安定医院病人最长住院超过20年

时间:2017-08-03 12:00:21    来源:社会法制网    浏览数:46  我来说两句() 字号: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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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士向病人了解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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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的图书室是病人们的精神寄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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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在给病人检查

  6月21日凌晨,安定医院病房区,86岁的李凤英闭上了眼睛。直到去世,她没能再见女儿和老伴最后一面。

  她不会知道,自己的生命很早以前就被家人“放弃”了。他们曾多次明确告知医院:如果需要抢救,不可以使用气管插管、除颤等这些有创的急救措施,并且,一次次签署“拒绝转院,承担所有后果”的责任书。甚至,已经在上次病危时联系过丧葬用品店。

  因为精神分裂症,李凤英2003年住进安定医院,这一住就是14年。直到死去,她再也没能“回家看看”。凌晨三点左右,李凤英宣告死亡,丧葬用品店工作人员带了寿衣过来。随后,她的遗体被运往积水潭医院太平间。

  李凤英的去世不是孤例。在安定医院的病房区,将近800名住院病人,约有两成是长期住院的老病人,时间最长的超过20年。根据医护人员的观察,这些长期住院的病人大多失去了回家的机会,只能在病房等待生命的终结。

  对于李凤英这样被遗留在精神病院的病人来说,生命终结或许是离开医院的唯一方式;对于这些病人的家属,死亡或许更多的意味着解脱。

  精神病

  不同于其他疾病,精神病仍是一个极具标签化、令人恐慌的病症。

  中国疾控中心精神卫生中心数据显示:中国各类精神病患者人数已超过1亿,其中,精神分裂症患者人数超过640万。

  作为治疗精神疾病的专科医院之一,北京安定医院日均门诊量约有1500人。

  没有人能够轻易接受自己有精神问题。 7月14日,在安定医院门口,一位丈夫抱着他身穿红色上衣的妻子,几乎用拖拽的方式将她带入医院的门诊大厅。妻子情绪异常激动:“我不是精神病,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在丈夫挂号的空隙,女子快步走出医院,丈夫只能转身追上去,用身体保护她“别做傻事”。

  妻子不理解丈夫的行为,耍赖式地瘫坐地上,喊着、叫着……

  在北京安定医院,这样的一幕每天都在上演。安定医院精神科主任医师姜涛对此早已习以为常,每周三天的门诊,他的对面坐着各种各样的精神障碍患者。经过诊断评估,符合条件的患者会被安排住院治疗。

  精神病专科医院的病房区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出于安全考虑,对外的窗户只能打开几厘米。从病房通往外面的世界,不到50米的距离,要经过两道门。医务人员小心翼翼地保管着钥匙,任何人进出都得锁门。

  在这个精神病人生活的小世界里,每天的时间以吃药开始,又以吃药结束。闹钟指向七点,病人坐在病床上,等待着护士到床边去发药。晚上八点,护士按照医嘱,最后一次发药,吃完药洗漱睡觉。一天结束,有的病人一天要吃六次药。

  医生介绍说,这些精神障碍患者经过治疗以后,一般病情稳定,不具有社会危害性,“不是所有的精神障碍患者都具有暴力倾向,大约只有百分之十到二十左右。”相反,长期住院,缺乏康复训练,对病人健康状况不利。

  “精神病人的康复问题缺乏足够支持。”北京安定医院精神科主任医师姜涛认为,因为我们国家的社区康复和家庭支持都不够,这些精神病人反复住院。各地的精神卫生防治所,应当承担起这个任务,但他们往往缺乏资金,也不愿意承担这样的问题。

  家属的放弃、社会的歧视等诸多因素,一些病人最终留在医院度过余生。死亡,成了离开医院的最后方式。

  消失的亲人

  八病区的病人刘志成不会知道李凤英去世的消息。李凤英的病区在二层,八病区在四层,虽然相隔不远,但在这里,两个人也许永远也不会出现交集。

  刘志成今年47岁。他在八病区呆的时间足够长了,差不多有10年。他有些驼背,走起路来松松垮垮,没什么精神。

  午饭过后,刘志成端着清理菜渣的塑料盆,走过窗边,没有多看一眼,他熟悉窗外的一切,一路之隔,是十三病区的四层楼房,更远处,能看见红色外墙的住宅楼。住宅楼很高,挡住了视线,再远,他什么也看不到了。

  10年来,负责照顾他的责任医生换了一拨又一拨。很多新来的医护人员需要翻看病历,才能找到他住院的原因。至于病情早已稳定的他,为什么没有被家人接走,病历中难以找到。

  每天早晨,病房上的挂钟,时针指向7点,意味着吃药的时间到了。值班护士带着药品挨个房间照顾病人服药。大多情况下,刘志成早就起床了。他接过药片,没有任何迟疑,甚至不会仔细看上一眼,便倒进嘴里。10年了,护士也无需向“关照”新病人一样,确认他是否真的咽了下去。

  因为精神分裂症,刘志成被送了进来,他依稀记得当时的情景,一开始比较轻微,慢慢严重了,一个星期都睡不着觉,又吃安眠药,又喝白酒。“到了第五天还是第六天,我把表姐和表姐夫打了。”

  他不记得把表姐打成了什么样子。生病之前,他在机械修理厂工作,结过婚。生病之后,家也就散了,没有孩子。

  好心的姑姑将他从天津接来北京照顾,姑姑过世后,唯一的亲属只剩下被打破头的表姐。在他被送进医院以后,表姐很快也“消失”了。“我不乐意住,但是家里头也有好多事情不好说。我父母、大爷、姑姑,上一辈都没有了,剩下的都是平辈的了……”

  入伏前一天,空调呼呼吹着凉风,但病区里还是有些热,刘志成低声说着:“明天就入伏了,天儿还得热。”

  70岁的老姚同样属于被遗弃的状态。老姚身上穿的用的,都是医护人员给凑的,或是其他病人留下的。

  主管医生张磊接手七八年来,从来没有家属来看望过。“基本属于失联的状态,我从没见过家人,留给医院的三个电话,都是不通的,没有任何联系。”

  老姚的全部住院费用由单位承担,单位也联系不上他的家人。

  回不去的家

  病房内似乎并不缺乏亲情。每个周二和周日的下午,家属可以带着生活用品过来,和病人呆上一个多小时。

  那些来探望的家属,焦虑的表情被印刻在玻璃上。一个燥热的下午,母亲从门口递给孩子酸奶和熟食。一位患者的母亲,几乎每天都会来,在门外站上一会儿;一位年轻女子,才刚刚进门,还未见到自己的亲人,就泪流满面。

  7月19日上午8点,病区主任带着值班医生巡护病房。张老太侧躺在病床上,瘦小的躯体像干枯的柴火,被单包裹着只有很小的一块。她看起来太老了,不得不在护工的帮助下,颤颤巍巍地坐起来,问刘主任:“你怎么不让我回家?”

  问她住了多久,她会回答:“住了七八百年了。”老人只有一个女儿,老伴已去世多年。她的记忆已经混沌,总是把一位女性病人认作自己的老伴。

  张老太是逝者李凤英的病友。2012年两人一起从老年病房转到这个病区。未来,张老太或许将面临着和李凤英一样的结局。

  女儿仍然定期会来看望她。只是,回家是不可能的答案。刘主任很无奈,她曾多次和张老太的女儿商量,她女儿也知道这些问题,但就是“没办法接回去”。

  无法照顾,是长期住院病人家属最常用的说法。李强,在八病区住了二十多年,今年60岁,他戴着眼镜,喜欢读报纸。八病区还有王海住了15年,冯敏住了15年,严文之住了13年……

  病区主任姜涛列出的这一串名单很长,这些病人的病情已经满足出院条件,家属也会来定期探望。“但让他们给病人办出院转院根本不理,基本可以断定会住到生命的最后。”

  因为医保可以报销,医疗条件也比养老院好很多,有些家属等于把病人放在这里养老了。

  有些病人回不了家,只是因为家属和另一方的纠纷没有结束,被赌气式地扔在医院。荒谬的诉求,阻断了回家的路。

  30岁的王章涛在这里已经住了15年,现在基本不提回家的事情,也不愿意和人交流了。但刚住院的时候,他经常和医生说:“让家里人接我出院,让家人给我带本书。”

  他是河北唐山人,2002年由家属和当地政府送来医院。家属把所有责任推给政府,拒绝缴纳住院费用,也拒绝接回家,“他家人认为病人的住院,是政府有责任,在当地发病之后,相关部门的处理造成这个病人的病情加重。”

  平均三四个月,家人会来看望一次,王章涛有时还会问,家人就糊弄着说:“政府没给解决,你不能出去。”

  死亡与解脱

  死亡成了这些病人,离开医院的唯一路径。

  李凤英去世前两天,已经有发热感染的症状,医院通知家属建议转院治疗,否则可能危及生命,但家属给的回复是:“不转院,就在这治疗,该怎么治就怎么治。”

  李凤英是河北人,只有一个女儿,老伴九十多岁了。住院的十多年里,大多数时间不能自理,医生反复给李凤英的女儿做思想工作,但她始终不愿把母亲接走。她有自己的苦衷,自己要上班,还得照顾父亲,再也无力照顾母亲。“接回家去,肯定活不了多久”。

  自2013年以来,李凤英出现至少三次肺炎,“经过我们的治疗,好歹还救过来了。”刘主任说,每次家属都不同意转院,承诺所有责任他们自己承担。医院没有办法,只能遵从家属的意见,和家属签署责任协议,“不知道签了多少次”。他们还要求,医院不得使用插管、除颤等可能有创的抢救措施。

  一年前,李凤英的女儿提前联系好了寿衣店,把寿衣的钱都交了。她给医院的说法是“就是死在这,也不可能转走”。

  6月21日李凤英去世,她的死没在病人中掀起什么波澜,病友以为她转院了,或者接回家了 。

  一些人的离去甚至比李凤英更加痛苦、更加缺少尊严。

  徐风泽是被“活活疼死的”。他在安定医院住了12年,如果不是因为癌症,他也许会住更长时间。

  被癌症折磨了一年左右,2012年9月,徐风泽“如愿”走了。“大夫,难受,疼,不想再这么活下去了。”在难以忍受的疼痛下,徐风泽多次表达生命早点结束的想法。他的体重从患癌症前170斤,下降到110斤,面部明显的缩腮。

  癌症使得徐风泽整个泌尿功能都受到影响,肿块将泌尿系统遮住,下体腐烂,反复流脓,浑身散发着恶臭。即使天天擦拭,也清除不了。

  为了照顾他,病区给他专门安置了一个病房,主管医生和护理人员轮流给他去擦洗换尿,进行化脓处理。一旦有紧急情况,还会联系积水潭医院的大夫来查看病情。

  徐风泽刚刚患上癌症时,家属带他去综合医院看过,但是没有选择积极的治疗方法,反而又送回安定医院,像是“选择性放弃了这个病人”。

  患病期间,几个家属开始互相推诿。主管医生张磊记得,曾经有几个月时间,家属拒绝接听医院电话,医院不得不向家属施加压力,告诉他们,这是遗弃病人,要负法律责任。家属迫于压力,才不得不来。

  “如果通过手术的话,是可以延长他的寿命的。”张磊回忆说,后期的半年时间,基本上没有有效的治疗措施,在医院处于临终关怀的状态。病人基本躺在床上,也动不了,在痛苦中离去。

  死亡本不应该在安定医院出现,它是北京市为数不多的没有太平间的医院。通常情况下,病人出现其他疾病或者需要抢救的话,由家属同意转往其他综合医院。

  “不是直系亲属或者监护人,你签的字无效,我们转过去人家医院也不敢收,只能在这等死了。”姜涛看着天花板,有些无奈地说。

  “出不去”与“住不进”

  如果能及早接回家治疗康复,不敢说能够恢复正常,但是要比现在好很多。张磊觉得,长期住院实际会对部分病人的康复不利。

  照顾了王章涛8年,张磊发现,因为长期住院,和别人缺乏交流,王章涛对于正常的社会道德观念在减弱,原本人该持有的尊严开始缺失,会捡、要、偷别人的东西。

  “这些不是精神病症状。首先病人拿东西是出于他自己的本能,有吃好东西的意愿,但是他自己的东西匮乏,没有,那么他可能会想其他的办法。”

  社区康复匮乏、家庭支持不足等因素使得精神病人被视作累赘,被“遗弃”在了医院。按照《全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2015—2020年)》,对于救治难的问题,推行“病重治疗在医院、康复管理在社区”的服务模式。

  不过,目前社区康复体系还没建立起来或没有完善,无法让患者在院外得到有效管理,并通过康复训练逐步恢复生活技能、社会技能,从而回归家庭、回归社会。

  姜涛举例说,国外分裂症的病人,出院后不直接回家,社区有康复机构。病人每天在那儿像上班一样,做些康复训练,做手工、学一些乐器。

  另一方面,病人长期住院影响医院床位的流转。安定医院定位的职能是急重疑难病人,由于这些老病人不出院,其他的急重危难的病人就得不到治疗,流窜到社会可能更危险。

  “可怜,当然可怜”

  这些年来,医院一直在做家属们的思想工作,寻找那些失联的家属,帮助这些病人回归家庭和社会。

  2009年,安定医院的医生按地址找到病人刘志成的表姐家,从下午六点等到晚上十一点,五个多小时,她死活不开门。有一次电话打通了,他表姐说:“我们就没这个亲戚。”

  医院去过天津,带他到户籍所在地。当地派出所查询发现,刘志成的户口已经迁出,但没有迁入地。这意味着他的户口也被注销了。“如果还有户口,也许能送入当地民政部门的精神病院”。

  病人归家的路很长,崎岖难行。姜涛陪同病人去过遥远的农村、闭塞的山区,最远到了宁夏。当地派出所、民政部门都不配合,基本都是怎么送去的怎么送回来。“上次我们送一位病人回家,村主任叫村民把我们给围了,不让把病人留下。”

  每年,医院都会集中清理,病区上报给医务处,医务处去联系,但每次都没什么动静。“现在每年还在做这个工作,但是已经成为一个程序了,结果不重要了。”

  “可怜,当然可怜。”在这里工作了31年的杨护士很同情像刘志成这样的老病人。“他们也需要去逛商场出去玩,他们有这种欲望。”

  杨护士记得,以前带病人去十三病区附近的小商店逛一圈,他们高兴得像个孩子。

  而在每个周二和周日的下午,回家的渴望会被刻在门上。探视还没开始,病人们早早地趴在那里,向外面张望。(除医务人员外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记者 郑林 实习记者 覃钰钰 供图/安定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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