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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拆迁难，可我们这一说修机场要拆迁，大伙儿都抢着搬。”“为什么抢着搬？政府的政策好呗！政府为老百姓着想，给大伙儿办好事，不让大伙儿吃亏，我们还有啥说的？”
大兴区相关负责人近日做客北京市政风行风热线时透露，大兴区仅用了42天就完成了涉及榆垡、礼贤两镇7005户约2万多村民的拆迁，保障了北京新机场4万多亩土地的使用。近年来，有关拆迁的新闻不时出现在报端和网络，最抢眼的一个词是“强拆”。“政府给的搬迁费、临时安置费、越冬采暖补助费都挺合理，我们想要的都达到了，还有什么道理不搬呢？”“拆迁难不难，关键是政府的政策好不好。只要以人为本，阳光操作，不与民争利，拆迁工作就不会难。然而发生在大兴区的另一起事件，却没这么“温柔”。据媒体报道，北京市大兴区北臧村镇桑马房村村民顾素兰向媒体反映称：北臧村镇政府不惜伪造村民给北臧村镇书记、镇长的举报信，并于2015年11月17日凌晨3时强行拆除了她的4排920平方米房屋，该房屋也是北京让爱飞翔残疾人艺术团住宿地。
2016年8月31日，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判处大兴区北臧村镇政府利用行政手段，暴力强拆房屋的行政强制拆除行为违法。当时，顾素兰三个儿子及北京让爱飞翔残疾人艺术团的20名残疾人被分抓到多个派出所关押，并对她的3个儿子和9名残疾人进行了监禁。这次北臧村镇政府利用行政手段，暴力强拆房屋不仅造成经济损失计达经济损失200万元，而且因为镇政府的暴力行为，儿媳妇洪凤兰的肋骨被打断6根，放在屋内的音响、道具、演出服等让爱飞翔残疾人艺术团辛苦积累的点滴物资，在此次强拆中也被镇政府强拆损坏所剩无几。然而在过去几年，北臧村镇就已成为媒体的焦点，同样是被判强拆违法已经不是第一回了。据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教授、著名行政法学专家杨伟东分析，不管原告的相关房屋是否属于违法建筑，就算违法建筑，也等于一个本来正常的执法行动，最终却以违法收场。
最高法院行政庭副庭长王振宇：行政强制法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如果行政权没有强制的话，那就像老虎没有牙齿，但是有牙齿的老虎是要伤人的。强制是有杀伤力的手段，所以对它本身需要规范，需要把它装到制度的笼子里。强制法就是这样的笼子，我们的行政诉讼也起到这样一个作用。
说到法治精神，它主要是指整个社会对法律至上地位的普遍认同和坚决的支持，养成了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并且通过法律或司法程序解决政治、经济、社会和民事等方面的纠纷的习惯和意识。当然，近年来，因为野蛮强拆引发媒体形形色色的报道不在少数，一些案例手段之恶劣令人触目惊心，很多时候强拆都是“霸王硬上弓”。可以说，每一个强拆事件背后，对社会稳定都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加上一些地方涉及房屋强拆类的诉讼，被很多地方法院列入“不予受理”，无形之中让民众对公信力产生质疑。
从表面上看，强拆事件是被强拆人和强拆方之间的激烈冲突，稍加上升，就变成了政府和社会各利益群体之间，是权力和个人利益的博弈。为此，摆在受理法院面前的也是一种考验。假以法院的审理效率与审理质量受到质疑，那么法规本身的公平性就很难认可，强拆惹官司的意义也就不大。所以，无论是给被强拆者的诉讼“撑腰”，还是给强拆者强拆行为“助力”，庭审过程中允许记者旁听等公开行为都能让民众、政府部门再次感受法律和行政法规权威，并且其司法和执行过程是经得住监督和检验。因此，记者决定对本案继续跟踪，对后面的北臧村镇政府提起复议的开庭审理继续旁听。
把视线再次拉回事件原点。强拆惹官司而且是民告官案，无疑是以民众需求为中心，打造便民服务平台，对执政手段的监督拓展和为民服务的延伸。通过记者旁听等公开审判民告官案，让庭审完全呈现在“阳光”下，少了权力之手对案件“左右”，增强主动公开、主动接受监督的意识，让暗箱操作没有空间，让司法腐败无法藏身，让规则更为清晰。同时也能撩开司法审判的神秘“面纱”，更能倒逼主审法官提升自身素质。民告官庭审采取记者旁听等公开方式，宣传法律法规、体察民情、回应诉求、纾解矛盾才是为民服务“晴雨表”。
一言以蔽之。城市拆建是城市化发展进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也是容易引发社会矛盾的重点领域。官司看点不在谁胜诉，而是希望各级地方政府能在完善法规、规范行为的同时，坚持以人为本、政府主导，切实维护群众的合法利益，及时解决群众合理诉求，让民告官不再有。
目前，虽然法院判决北臧村镇政府的行政强拆行为违法，但大兴的公安机关至今都还将顾素兰的两位亲人以“涉嫌妨碍公务罪”羁押在大兴看守所。违法的行政强拆，却将受害者冠以“涉嫌妨碍公务罪”之名，北臧村镇政府这样的“公务”实实在在让北京让爱飞翔残疾人艺术团和她的家人承受不起！
北京市让爱飞翔残疾人艺术团成立于1992年春,是由北京市工商局和北京市文化局正式批准能进行营业性演出的首家残疾人专业艺术团体。 2015年5月28日，北京市让爱飞翔残疾人艺术团（企业简称：让爱飞翔代码：205958）在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以下简称“上海股交中心”）挂牌上市。
该团聚集了八十多名残疾人精英,他们均在全国残疾人文艺汇演比赛中先后荣获金奖、银奖等多种奖励。他们除坚持在全国巡回演出外,还要出境、出国演出，部分演员曾随邓朴方主席出访过四十多个国家。该团残疾演员们以顽强的毅力和精湛的演技奏响了生命的最强音,充分展示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积极进取、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同时对促进全社会关心、关爱、理解、支持残疾人事业,培养年轻人刻苦学习、勇于进取、不畏艰难、奋力拼搏的坚强意志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特殊艺术是人类艺术百花园中绽放的一支新蕾,是残疾人热爱生命、热爱生活,残而不废追求完美艺术的生动体现；他们这种坚强不屈的意志和顽强拼搏的精神和毅力很值得全社会加以弘扬。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张海迪、理事长汤小泉、常务副理事长吕世明、副理事长程凯等都对艺术团给予了亲切的关怀、热情的鼓励和充分的肯定。
尽管让爱飞翔残疾人艺术团过去曾有诸多荣耀与光环，尽管从中央高层领导和北京市委、市政府都在倾力扶弱助残，但所有的这些在北臧村镇政府的行政暴力强拆下，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中央高层领导和北京市委、市政府都在倾力扶弱助残，在北臧村镇政府的眼中根本不值一提。不然，北臧村镇政府怎敢违法暴力强拆？是机制出了问题还是个别的人出了问题?
大兴区北臧村镇被强拆户顾素兰一家向记者表示，是北臧村镇土地科科长索贿在先，但被他们拒绝后，镇里才近乎疯狂的对他们进行的违法强拆。讽刺的是，顾素兰过世的老伴，正是抗美援朝的老解放军战士，为国家抛头颅洒热血的他们，晚年都没法保住自己的亲人不受伤害。中央隆重纪念红军八十周年之际，大兴北臧村镇政府居然如此冷漠对待遗孀，打着所谓的经济发展的幌子，违法强拆遗孀房屋，这是什么行为？经济的发展是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人民。习大大讲过，一切发展必须以人民为中心。
评论员张春蔚在某节目中表示：“我们发现某些部门和官员为了证明自己权利的存在，他一定会让你某些东西在明面上执行不下去，你只能通过暗面上的东西使得他可执行。这些可执行的背后就出现了，我们所说的无论是送礼请吃请喝后面最核心的是什么?是权力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而留下的关隘。这些关隘到最终看起来阻碍的是想办事的人，但最终，行使的是一种权利变成利益的转化。”但更为重要的，可能通过这样一个审批和包庇让它们之间的利益输送，形成一个类循环。谁站在上层获益，这才是值得我们应该去反思的。为什么这样一个很清晰的事件却变得如此模糊?是因为太多人的利益横亘在那里。
因强拆冲突所引发的暴力事件，折射出政府在应对突发事件、处理突发问题依旧存在“短板”。暴力，不应存在于政府与百姓之间。不论是强拆还是其他一切事物，在双方的处理过程中，都应以理性为主导，讲事实、摆道理，即便是面对“刁民”或“刁官”，也应寻求法律的方式予以解决，而不应让感情控制头脑，最终引发一系列“暴力事件”。但我们也要看到，现今社会对于非法强拆已有“审丑疲劳”之势，貌似只要不闹出人命，所谓强拆已愈发难以引发公共性关注。这对于民众、政府，都是一个警醒。
让人们在每一起案件中感受到公平与正义，这是所有人的心声。因此，相关部门不仅要对“闹出影响”的非法强拆予以严厉追责，更要抬高底线，对于一切违背民众利益和个人意志的强拆行为，及时亮出红牌。同时，相关部门也要做好自身的安全防范，一边积极主动改变与群众的交流方式，营造出和平、理性的氛围，一边积极做好应急预案，面对突发问题，做好万全准备。对于违法行为，我们要“零容忍”；对于合法拆建，我们也要认可保护，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呵护人们对法治和公平正义的信仰。让我们回归理性，回归到法律的框架内。让我们远离暴力，还社会一个风清气正的明天。
《中国青年报》评论员曹林：一个事件的扩大，与当地政府的应对不当有着莫大关系，正是它再一次将舆论对个别官员行为的不满，引到了对整个官方公信力的质疑上。可以说，当地官方拿整个官方形象和组织声誉为个别官员的错误行为买了单。
其实，违规强拆行为可能只是个别公职人员素质低下索贿不成的打击报复的表现，个别人员不按规定私自办理审批手续和明知违规却视而不见，政府和组织完全可以果断地将其与政府分割开，通过透明的调查和公正的处理，让公众看到政府依法严惩此类行为的决心——政府绝不支持此类行为，相反，还要与舆论和公众站在一起，坚决打击此类行为。
如今，地方政府都在研究，如何使突发事件不成为地方公信力坍塌的灾难?很关键的一点在于：官方要找出问题的始作俑者、灾难的罪魁祸首，给舆论和公众一个交待，而不能用政府的公信力替个别人的错误和恶行背书。比如发生火灾后，火不是政府部门放的，查出火灾的源头并追究责任人责任即可；发生矿难后，公开透明地调查问题根源，对责任人进行严惩。政府要善于将“责任人”与“官方的整体形象”分割开来，学会与责任人划清界限。拿出一种与舆论和公众站在一起寻找责任人的坦诚姿态，而不能有捂、瞒和纵容的行为，否则个别人的问题会被捂成整体形象的坍塌。
有时，一些地方政府在出了事故后，太习惯用官方声音为个别犯错者掩饰和辩护，其结果必然是引火烧身。因为缺乏分割的习惯，所以当下每一起丑闻的曝光，似乎都会成为官方整体形象的灾难。坏事只是个别官员做的，为什么一些官方喜欢站出来掩饰呢？一方面是习惯这样做，心虚地认为“这是地方的丑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另一方面，可能是旧官僚体制中那种“官官相护”的思维，驱使着官方与个别行为失当的官员站在一起，把舆论当作敌人。“顾素兰被违规强拆事件”就是如此，违规索贿的土地科科长是需要善待和保护的“内部人”，而舆论是别有用心的添乱者，官方需要一致对外——其实，犯错的个别官员才是官方需要警惕的“外”。
要改变这种状况，政府需要以透明、坦诚、迅速、积极的行动来与责任人切割，事实如何就是如何，谁该负责任就谁来负责任，而不能在习惯性的消极应对中让公众感觉“整个官方都在想隐瞒什么”——违规分子只是少数，永远不要让人感觉官方与这些坏人是站在一起的，而要毫不犹豫地分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