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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锦诗在莫高窟
樊锦诗在考察现场
樊锦诗与自己的雕像合影。
2015年卸任敦煌研究院院长，77岁的樊锦诗原本以为自己可以睡个好觉了，但她发现，自己只能“退而不休”，关于敦煌莫高窟保护的很多事情都还得找她。
1963年，当25岁的樊锦诗从北大毕业后远赴敦煌时，她没想到自己会在那里待50多年，大漠的风沙让这位江南少女的皮肤变得粗糙，也吹白了她的两鬓。
樊锦诗用50多年的执着和坚守，谱写了一个文物守护者的平凡与伟大，就连季羡林先生都称赞她“功德无量”。她的一生都在为莫高窟的文物保护而奔走，哪怕如今已经是79岁高龄，却依旧在编纂《莫高窟考古报告》，她被称为“敦煌的女儿”。
樊锦诗是蜚声海内外的敦煌学者。2015年3月从敦煌研究院院长一职卸任后，樊锦诗没有回到老家上海，而是留在了敦煌。
北大才女迷上敦煌
因为常年伏案工作，樊锦诗的背有些弓，她笑起来格外好看，眼角的鱼尾纹慢慢弯起。她原本是个话不多的老人，但只要说起敦煌莫高窟，这位古稀老人的话匣子就被打开了，于是滔滔不绝。
樊锦诗说起敦煌，就像说自家令人骄傲的孩子。从1963年到敦煌，到2015年辞任敦煌研究院院长，她把整整52年光阴献给了石窟、壁画，昔日的青春少女，如今已是满头华发。但即便退休，敦煌莫高窟还是让她魂牵梦萦。“我每年会做一次研究总结，从管理、业务方面，都会给他们提些建议。还有当院长时欠下的事，还得做。如果有募款，他们也还会找我。”1962年，即将毕业的樊锦诗到敦煌莫高窟实习时，她被莫高窟的壁画震撼了。
当时一天吃两顿饭，住的是十多平方米的泥屋，没有电灯，没有自来水，没有厕所，要几个月才能洗上一次澡。樊锦诗怕老鼠，但土房的天花板是纸糊的，晚上老鼠在顶上闹个不停，还不时掉下一只老鼠在床上。实习就她一个女学生，晚上起夜上厕所得出门走上百米。因为担心外面有狼，她晚上都不敢出去上厕所。
1963年大学毕业分配时，樊锦诗的丈夫彭金章分配到了武汉大学当教师。毕业分配的单位里没有敦煌研究所，这让樊锦诗长出了一口气。但意外发生了，敦煌莫高窟跑到北京大学要人，说4个实习生都要。她接受了学校的分配。
毕业一年后，彭金章到敦煌看望樊锦诗，他发现，昔日那位纤纤玉手的恋人变了，变土了，变黑了，住的是土房子，吃的是洋芋、山药、小米，有时， 去外面搞研究，樊锦诗一屁股就坐在黄沙上，像个村姑。
力阻莫高窟上市
从到敦煌的那一天起，樊锦诗就是“工作狂”。
1998年，当地政府提出要把莫高窟和一家旅游公司打包上市。理由是通过资本运作，可以让莫高窟的价值最大化。
樊锦诗一听就怒了，她第二天一大早跑到这个部门办公室，对着负责人拍着桌子说：“听说你们准备把莫高窟卖了?谁让你们这么做的?我不同意。”
樊锦诗的同事说，樊锦诗平时是一个性格很温和的人，喜欢读书，很少跟人红脸，万万没想到她发起脾气来这么雷霆万钧，学者风范、女人的矜持全被她抛在了脑后，剩下的只有据理力争。
经过樊锦诗的努力，莫高窟上市的风波总算偃旗息鼓。在樊锦诗看来，这是她担任院长做过的最重要的决定之一。
65岁建“数字敦煌”
1998年，60岁的樊锦诗接棒敦煌研究院院长。如何避免石窟和壁画的消失，是摆在她面前的首要难题。
她首先想到的是控制游客数量。但她很快发现，不让游客进洞不是个办法。一个偶然的机会，她接触到了电脑，“那时我就感觉，莫高窟有救了。”65岁的她兴奋得一宿没睡。她决定为每一个洞窟、每一幅壁画、每一尊彩塑建立数字档案，利用数字技术让莫高窟“永葆青春”。
2003年，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她在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提案，建议利用现代数字技术，展示莫高窟历史文化背景和精美洞窟艺术。
经过5年的探讨，2008年底，投资2.6亿元的莫高窟保护历史上规模最大、涉及面最广的保护工程开始实施。除崖体加固、风沙治理等工程外，还要完成149个A级洞窟的文物影像拍摄和数据库建设。2014年9月，包括游客接待大厅、数字影院、球幕影院等在内的数字展示中心投用，樊锦诗的“数字敦煌”梦终于成真。
2016年4月，“数字敦煌”上线，30个经典洞窟、4.5万平方米壁画的高清数字化内容向全球发布，网站还有全景漫游体验服务，轻点鼠标，镜头就会跟着鼠标移动，游客在电脑前，就宛若在石窟中游览一般。网友还可以通过全息影像技术看到整个石窟的全景。而这种高科服务，推动者竟是一位已经78岁高龄的老太太。
对话
敦煌考古几辈子都做不完
广州日报：当年敦煌条件那么艰苦，是什么吸引你留下来的?
樊锦诗：因为兴趣，想为敦煌文物保护做点事。我从年轻时，就对钱看得不是很重，我常说一句话，“我们不富但也不穷”，我不愁钱，就愁敦煌那点事。要是为了钱，我不会留在敦煌，别处比敦煌工资高多了，说不定干别的我还能发大财。
广州日报：是不是特别愧对家人?
樊锦诗：对家人，我真的有说不出的愧疚，我不是一个称职的妻子和母亲。我先生为了这个家做了很大付出，不仅当时孩子是他带，调到这儿来，他不搞教学，搞佛教考古。后来两个孩子大一点了，来兰州上学了。我只要一有机会，就尽可能多回去看他们，给他们做好吃的，弥补一下当母亲的缺憾。
广州日报：你还在做敦煌考古研究?
樊锦诗：《莫高窟考古报告》几辈子可能都做不完啊，现在完成了百分之一，还要努力。
广州日报：有人说你是英雄。
樊锦诗：我在敦煌待了52年，当院长17年，不过是个过客。我不能奢望把什么事情都做完，但是事情没做完就是遗憾。
广州日报：你觉得莫高窟精神是什么?
樊锦诗：一代又一代的莫高窟人，经历了岁月的洗礼，用他们的智慧和青春孕育出了莫高窟精神，那就是坚守大漠，勇于担当，甘于奉献，开拓进取。
敦煌莫高窟、敦煌研究院就是我的家。有时想想，人这一辈子能做他喜欢的事情，还能做出一点事，这辈子就算没白活。
广州日报：敦煌的条件那么艰苦，没想过离开吗?
樊锦诗：其实后来有段时间我也想过，我总不能为了这个不要孩子，不要家，不要丈夫。但是待的时间越长，越发现莫高窟像块磁石一样吸引着我，很多事情要做还没做。自己慢慢也跟石窟有了感情，想离开又舍不得离开，一想为了家算了，毕竟南方生活还是好，孩子也可以受到更好的教育。但这里的前辈们不希望我走，他们拉着我的手说，“小樊，你别走”。前辈们做出了榜样，后来我就没走。最后留下来也有丈夫对我的影响，他为了支持我工作，调到这里来和我一起工作。
广州日报：在大漠中一待就是半个世纪，有没有后悔过?
樊锦诗：从来没后悔过。让我做这个事情，还能做出点成绩，给我一个平台，我想我尽到责任了。为这么一个世界著名的遗产付出，是值得的。
广州日报：你丈夫也说，你当时去敦煌后变土了。
樊锦诗：有时在工作中，你不得不忽略自己的女性角色。感觉自己都有点不像女同志了。别的女同志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或者打扮得很漂亮。但我从小就不太注意这个，粗枝大叶，有时候扣子系错，袜子穿反，别人会觉得你很邋遢。主要是大环境的影响，没心思花时间来打扮自己。在家搞卫生，有时我就蹲在地上自己擦地，这也可以锻炼身体，不能一天都在办公室坐着。确实是不讲究，生活很简单。要照南方人的标准来说，这不就是个邋遢的老太婆(笑)。
广州日报：从院长位置上退下来，生活和之前有没有变化?
樊锦诗：和之前没什么变化，该做的事情还要做。我是自愿退下来的，我都70多岁了，年龄大了，虽然没老糊涂，思维没有迟钝，但跟年轻时的状态肯定没得比，全国估计也没有另一个这么大年纪还担当如此重任的人。退下来感觉压力小多了，也可以多跟家人一起团聚，年轻时亏欠他们太多。(记者 肖欢欢 图/敦煌研究院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