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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大姐人呢?”
“给躲起来了。”
春天来的时候,范雨素和皮村的桃花几乎一起红了起来。
究竟“有多红”,皮村工友之家文学小组的创立者小付在拨给文学小组骨干成员、打工诗人郭福来的电话里这么说,“你知道吗,范雨素火了,特别火。一帮记者把咱们的小院儿……围满了。”
小付和郭福来口中的范大姐名叫范雨素。来自湖北襄阳的一个村子,初中没毕业便辍了学。今年44岁,是北京一个人家的育儿嫂。平日里一头短发,利索,一米五几并不起眼的个儿,常穿蓝绿色,个性沉稳,不爱多言。
她也是一位被网友称作“老天爷赏饭吃”“满屏神来之笔”的一篇非虚构文章的作者。她写给微信公号“正午”的《我叫范雨素》一文,两三天来在朋友圈受到“追捧”。
连她自己也没想到,成名真的可以在一夜之间。
范雨素本以为拿来换点稿费的第一篇公号投稿《农民大哥》的5000多点击量就是她受关注的上限了。“谁知道早晨一醒来,还不到9点钟吧,文章(《我叫范雨素》)左下角的数字跳到了10万+。”
几分钟后,“范雨素”这个名字上了百度百科。
几个钟头后,她的手机几乎被打爆。她抱着还没拔下充电器的手机,不知打给谁求救才好。
几家知名的出版社很快追到村子里,插着红旗的皮村社区文化活动中心门口又多了几辆宝马。一些右臂底下夹着钱夹的城里人模样的人逢人便问:“范雨素是住这里吗?”“你能联系上她吗?”
育儿嫂的逆袭
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东五环外的皮村,曾是一个不怎么起眼的城中村。
最近的地铁站离这里要十几公里,两万多人口的地盘上北京土著仅占千余人,其余全是外地打工者。
这里开满了小型加工厂。如果在这里待上半天,你就会习惯在低空盘旋的飞机,一天到晚近百趟轰鸣着从头顶上飞过。所以这里没有高楼,万把工友租住的是几乎清一色红瓦低矮的平房。
范雨素的走红打破了这里的平静。一拨一拨从城里开来的车,顺着突突突的拖拉机声,依次经过沙发厂、木材厂、彩钢厂、家具厂、门窗厂,再经过几间高矮不一的泥垒的公厕,穿过几辆拉着红砖搞建设的卡车,就能来到一间挂满牌匾和海报的黑色铁门前。
匾上的“工友之家”“工友影院”“社区青年汇”“新工人剧场”等字眼提醒着人们院子里的大致内容和陈设。
“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是这两天才出了名的地方。在路上被问路的皮村人,朝你打量一眼,不等你问完,提起食指朝北一指,“喏!”
这基本上是范雨素和她加入的工友之家文学小组活动的据点。惊艳了朋友圈的那句“我的生命是一本不忍卒读的书,命运把我装订得极为拙劣”就出自这里。
涌进皮村的人们找到这里,把24岁的小付包围。他们听说小付是皮村工友之家文学小组的发起人,常跟范雨素打交道。
一早被同事喊来的小付明显被这阵势震到了。连续两天围追堵截一名“育儿嫂”,她是头一回碰到。
本来跟她一起应对出版单位与媒体“盘问”的,还有一位叫王德志,是工友之家的创立人之一。疲惫地应付完25日一整天,第二天一早他就“外出办事去了”。
26日中午才肯接通电话的王德志颇有心得地说,“我告诉她(范雨素)别慌,咱们选择(媒体)得慎重。搞不好,好事也成坏事了。”
这两天与范雨素联系密切的还有一位文学小组的指导老师张慧瑜,工友们亲切地称他为“慧瑜老师”。打2014年秋皮村成立文学小组起,他就在这里每周日给大伙上一堂课。他告诉记者,在这之前,范雨素从来没有“有意识地搞过创作”。
皮村同心学校里一间缝纫店的女工,踏着缝纫机踏板朝对面的工友说,“看外面,都是来找范雨素的,网上传疯了她的文章,她算是红了。她以前跟我们一样,也是打工的。”
“打工的”“育儿嫂”“写作者”“走红”是范雨素的标签。一个月前,她花了五六个小时把《我是范雨素》写完。
读完并转发文章的人中,不乏靠笔吃饭的人。把网民打动的,有人说是透明不加矫饰的语言,有人说是她波折流离后的从容,有人说是她面对命运磨砺的坦然,还有“不太把苦难当回事”。还有人一口咬定,“就是老天爷赏她饭吃呢!”
范雨素并不这么想。她对自己的文字不太自信,“我没天分,那都是文学小组老师们教得好”“我靠苦力营生,没什么痴心妄想,更没想过靠文学改变命运”。
尽管她的朋友们告诉她“别慌,那些势利的记者很快就会散去”,一夜走红的她还是不知所措、有点恐惧地关了机。她通过微信叮嘱小付:“因媒体的围攻,我的社交恐惧症,已转为抑郁症了。现已躲到附近深山的古庙里。你快截图转吧,我不能见任何人了。”
久违的文学
见过范雨素的人知道,她是推开门随处可见的那类人。紧绷、寡言、小心翼翼,不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异乡人能从她的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
如果说有点不同,这改变也许是从文学小组成立那天开始的。
2014年秋,工友之家文学小组宣布成立。那天,几名创立者站在院子中央,抄着大喇叭冲工友们喊话:往后,每周日晚,喜欢文学的工友都可以过来听课!
文学小组的成立是皮村的小事,却是工友们心头的大事。小付回忆,范雨素是文学小组最早的一批成员,几乎每次都来。让小付没有想到的是,文学小组的队伍日趋壮大,工友之家挤满了对文学渴求的人。他们视文学小组为“有点神圣的地方”。
在某种意义上,文学对于他们意味着苦难的转移、宣泄和消解。对于靠体力活维生的工友们来说,每天十几个小时的辛苦劳作完毕,实在有更加轻松的选择。然而,他们需要。一些生活中抗拒不了的压力、疲惫、折磨、刺痛,还有日复一日的无意义、无成就感,时而把他们推向被压抑的极致状态。
他们的感受浓烈,在书中总能看到“能替他们说出来”的人。他们从中看到了文字的力量。用范雨素自己的话说,“生活很苦时,看书就能让自己什么也不想。”在慧瑜老师的鼓励下,工友们每每以笔呈现出来,触目惊心。
每周上文学课,参加文学小组活动的日子,是范雨素一周翘首以盼的。不多言语的她在课堂上发言特别踊跃,甚至有时是手舞足蹈的。“来到这个院子里我觉得我特别有尊严,没人歧视我。”
在小付看来,范大姐读书庞杂,从鲁迅、沈从文、萧红,到路遥、张承志、赵树理……那些有名有姓的作家她都喜欢,提起谁的作品她都知道,属于那种“资深的文学爱好者”。
范雨素像燕子一样欢快地对记者说,喜欢北京的原因,书多算一个。“我对国图、首图,很熟悉!”
她尽管纵情表达。那些年读过的书以一种不起眼的方式在范雨素身上留下印记。加上爱阐发些独立的思考,两篇手稿一经“正午”发出,令这印记宿命般地被人看到。多少年来淤积于胸的情感,在文章里得到释放。“有些片段,范大姐多次找我谈过,我知道她对她的母亲、对她的亲朋好友是深有感情的。她的生活阅历太多了。这些年,那些没被表达过的感受一直在胸口。”张慧瑜说。
如果命运曾试图拉她下水,文学无疑充当了托起她的那股力量。两种经验深深影响着她。一种是从小到大,亲身经历的一些变故和不幸;另一种与此平行的经验是,她读过的文学作品中与她现实生活截然不同的世界,还有那些大人物、小人物说出的大道理。
跟范雨素有着相似感觉的,还有以王春玉为代表的一些工友们。用张慧瑜的话说,他们没有被现实压垮,幸亏有文学。
在工友们常常进行圆桌讨论的一张大桌子上,记者发现了两本传说中的《皮村文学》(第一辑)(第二辑)。白色封皮,每一本都厚厚的,有200多页,印刷得有点像高考冲刺前的习题集。工友们说,这是他们的慧瑜老师自己掏钱为大伙儿印的。
翻开《皮村文学》,近百名工友在这里“发表”过文章。第二辑的第194页,范雨素还为三位文学小组的指导老师特别写过“藏头诗”。翻到底封,上面印着两行“暗语”:“没有我们的文化,就没有我们的历史。没有我们的历史,就没有我们的将来。”
在文学小组里,工友们感到有尊严。他们有权利说,也有人愿听、肯听、有回应。
制造和猎杀?
顶着太阳,两个小院儿里的人说,范雨素26日一早是跑去市里跟出版社谈小说出版的事了。
另外几人急忙围上来,“哪家出版社?”
关于那本待出版的小说,范雨素曾在她的自述里梦幻式地勾勒过。“我原来没写过文章,如今,我有时间就用纸笔写长篇小说,写我认识的人的前世今生。我上学少,没自信,写这个是为满足自己。”
长篇的名字,范雨素想好了,就叫《久别重逢》。它的故事不是想象,都是现实。出版社的人面对爆红、自带话题且省事儿的人,有点喜出望外。
“觉得范雨素的文章怎么样?”
“文章是一方面,还靠宣传、营销、包装呢!”“能不能一直红,难说。”一些守在皮村、来回踱步的出版人吸了口烟说。看着越来越多的“竞争者”,他们在心中拿捏着价码。
这篇文章在网上疯传到第三天的同时,舆论场上有了不同的声音。有的说,群众喜欢猎奇,媒体需要点击,大家联手制造一个疲惫生活的英雄育儿嫂。也有人说,出于一种制造底层鸡汤的需求,我们制造出了范雨素。出于同样的理由,我们也在猎杀范雨素。
范雨素不再是一个人,她成为一群人的象征。面对艰辛生活昂起头颅的时候,她握紧的武器是书本,是希望。
在张慧瑜看来,媒体是势利的,范雨素随时可能“被失宠”。在电话里,张慧瑜“提醒”她,你可能不会红太久。“保持清醒,别慌!”
“底层是社会的一面镜子。媒体消费底层,没有错。但到后来会发现,有时底层也是很难被消费的,他们身上有许多很坚硬的东西。”张慧瑜说。
也许张慧瑜是对的,范雨素没有接受操纵。她躲到了“深山古庙”里。“我没想过靠文字改变命运。我习惯了靠苦力谋生,我对劳动并不惧怕。我还会做小时工,文学不是我的主要工作。”
四十年生活的磨砺让她的心性收敛起来,没有什么事情特别让她高兴或悲伤。在她口中,小海、小付、郭福来……文学小组的亲人们,还有两个需要她耳提面命的女儿,才是她的人生。“我不相信生活和命运会有什么改变。我年龄大了,没什么痴心妄想了,只希望这件事能快点结束。”范雨素说。
“她喜欢文学,但没有文学梦。”张慧瑜这样概括,她像是读透了人生这本大书一样,对人生、对命运、对遭遇,早年就已经形成了固化的、成体系的认识。在她看来,什么都是可以理解的,什么都打不倒她。挣一点稿费就已是范雨素生活的意外之喜。
“范雨素们”
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异常简陋,墙上贴着“打工·三十年”的图片集,还有定格的影像中他们流动的人生。
文学小组的诗人小海,打工14年,写了400多首诗。许多诗是他在机器上、在下班等公交车的路上完成的,他借用海子、张楚、约翰·列侬、鲍勃·迪伦等人的句式梳理自己颠沛游离的青春。
另一位工友王春玉与范雨素年龄相仿,创作起来并不高产,但他是工友之家文学小组的铁杆成员。因为工友之家,他把工作从肖家河换到了皮村,人也留在了皮村。他专门给皮村写了一首诗,后来被改编成了一首歌。
翻开《皮村文学》,“寂桐”“雪婷”“墨香”……工友们为自己起好了浪漫的笔名。在皮村,在工友之家的小院儿,他们聊爱情,聊内心独白,聊城市印象,聊对妻子的思念,聊思绪穿越世界的旅行。
在文学小组的大方桌上,在《皮村文学》里,他们写自己的生活,写激越,写懊悔,写生活中并不多见的浪漫,写自己的爱与亲历。
作品集里,有范雨素的一首诗《一个农民工母亲的自白》:我只敢在/深夜放声哭泣/旷野无人的深夜/祈求大地/我是一个农民工/我的孩子也是一个农民工/所有的苦/我都能够吃掉/我想让我的孩子享点福。
他们写,是因为他们需要。
不论是萧红式的轻描淡写话悲凉,还是贾平凹式的简洁练达,都不是工友的刻意追求,而是他们原生态的呈现。文学的刀藏在这里。
工友之家简陋的办公室墙角还斜放着一把木吉他,这是工友孙恒为大家唱歌用的。办公桌上的《工会活动签到表》上写满了人名,密密麻麻。
进门处左手边堆有一摞书,《来的不是客》(中国当代进城务工青年贴身读本)供工友和来访者自取。
图书馆门口挂着一张清晰度不高的彩色照片,三排文学爱好者簇拥在一起,笑得轻盈。(记者张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