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中国人民的朋友”罗生特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来自奥地利的罗生特医生救死扶伤，在中共军队中服役9年，影响和贡献不在白求恩之下，却遇阻于新中国大门之外，客死异乡，长达近40年湮没无闻

　　本刊记者/徐天 杨天宇

　　1977年11月底，肺癌晚期的前中国驻联邦德国大使王雨田住在北京医院，已接受了多次化疗。躺在病床上的他很瘦，虚弱无力。

　　他忽然对妻子、时任外交部领事司副司长的张惠新提起了一个人——罗生特。30多年前，来自奥地利的罗生特是他们夫妇在八路军时的战友。“罗生特是个伟大的人，和白求恩一样。我没能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帮助到他，希望你们能做点什么。中国不能忘记他。”

　　早在1952年，王雨田在中国驻东德大使馆任政务参赞。张惠新后来回忆称，王雨田当时接到罗生特妹妹的求助信，希望他帮助罗生特实现回中国的愿望。他正好回国休假，就请示了国内，得到了同意。等他回到东德进一步联络时却得知，罗生特已经患心脏病去世了。

　　能确定的是，死前两年，罗生特曾向几家中国驻外机构申请过签证，但要么未获准，要么等待遥遥无期。个中曲折，已难以确知。这名中共特别党员最终没能回到自己战斗了9年的地方，客死以色列。

　　向妻子交代完这个未了的心事，不到半个月，王雨田就去世了。为罗生特做点什么，成为了他的中国老战友们共同的心愿。

　　中共特别党员

　　1938年3月，纳粹德国占领了奥地利，上万名“不可靠分子”被捕，投入集中营。35岁的犹太医生、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雅各布·罗森菲尔德也在其中。他从维也纳大学获综合医学博士学位后，已行医10年。1939年夏天，他获释出狱，被判终身驱逐出国。

　　当时，中国上海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可容许犹太人避难的地方之一。1939年8月，罗森菲尔德和弟弟以及一名集中营的难友一起来到上海。他在法租界开了一家诊所，很快声誉鹊起。

　　他加入了波兰籍犹太人希伯领导的一个小组，经常在一起学习马列主义著作和中共的抗战主张。曾加入过德国共产党的希伯，与中共地下党组织关系密切，一年前曾以记者身份到皖南新四军驻地采访，常常谈起这次旅行的见闻。罗森菲尔德对抗击法西斯的新四军充满了兴趣，表示希望能参加战地救护。

　　在希伯的介绍下，经新四军军医处处长沈其震和材料科科长吴之理的考察，他得偿所愿，由中共地下党组织护送去了苏北。

　　彼时正是皖南事变之后，新四军刚重新组建，军部设在江苏盐城。1941年3月20日，代军长陈毅和政委刘少奇在盐城召开大会，欢迎他的到来。

　　他只会说德语，唯一能担任翻译的是沈其震。他讲述了在集中营的经历和来到新四军的兴奋之情，引起了在场人的共鸣。讲话不时被掌声打断，听众们一同高呼“打倒法西斯”“打倒希特勒”等口号。

　　最后，陈毅致辞。他说，八路军有加拿大和美国共产党派来的白求恩大夫和印度派来的援华医疗队，现在新四军的卫生工作也有了从奥地利来的著名医生——罗生特(沈其震给他起的中国名字)博士。“中国的革命和抗日战争不是孤立的，全世界正义人士都在声援我们！”

　　1942年春天，罗生特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他本是社会民主党人，对斯大林和苏共也都印象不佳，但新四军让他改变了看法。由陈毅和新四军政治部宣传部长钱俊瑞做入党介绍人，经中共华中局批准，他成为了中共的特别党员。

　　此后，这个特别党员一身戎装，先后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服役达9年之久。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他提出，想回解放了的祖国奥地利去，和家人相聚，寻找失散的女友，同时动员旧友来参加新中国建设。中央批准了他的请求。

　　送别罗生特时，刘少奇说：“当年在盐城欢迎你，那是在抗日战争艰难的敌后；今天在天津欢送你，我们已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开始建设新中国。这中间有你很大的功劳。”之后，罗荣桓夫妇将他送上了前往上海的火车。在上海，时任市长陈毅设宴为他践行。

　　当时，他的新四军老战友、时任解放军东北军区卫生部副部长吴之理正好在上海。多年后，担任了军事医学科学院副院长的吴之理还清楚地记得，临行前，罗生特告诉他，自己还会回中国，并且要带着未来的妻子一起来。罗生特在中国的九年间，他和罗生特多次分别又重逢，他以为，这一次分别亦是寻常事。没想到，竟成永别。

　　客死以色列

　　1949年11月末，罗生特回到奥地利，得知母亲已惨死于集中营，弟妹也都逃离了奥地利。家破人亡的他，在维也纳漂泊无依。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得知昔日的中国战友们纷纷重上前线，罗生特非常希望能回到中国，加入他们的行列。

　　后来任中科院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的沈其震在接受奥地利对华友好及文化关系促进协会(奥中友协)副会长格尔德·卡明斯基访问时曾告诉他，罗生特向中国驻东德大使馆申请签证，但因在抗美援朝期间，中方对与西方人员接触非常审慎，没能如愿的罗生特受到很大打击。

　　1951年，罗生特又去了中国驻瑞士大使馆，再次提出去中国的申请，迟迟未获答复。他决定去以色列投奔弟弟，同时等待答复。

　　1952年初，他终于接到中国驻瑞士大使馆的回复，请他去大使馆面谈。这次见面的详情，已经无法获知。这年3月11日，他给在英国的妹妹写信说：“应我的老公司(指代中国的暗语)的邀请，我在欧洲呆了四个星期。会面没有得出最终的结论……不过我还是充满信心。”

　　返回以色列后，健康每况愈下的他住进了医院——1948年平津战役结束后，他曾去北京协和医院检查身体，才知道自己患有高血压、冠心病、主动脉硬化性心脏病和陈旧性心肌梗塞。

　　1952年4月22日那天，他情绪很好，晚饭时还唱了歌。但当晚，心脏病发作，他骤然去世，没有留下只言片语。

　　不久，当年的战友们先后得知罗生特去世，无不唏嘘。但一场又一场的运动，让他们自顾不暇。这个曾经与白求恩比肩的名字，就此湮没无闻。

　　“总后”调研

　　罗生特这个名字再次被提起，已是上世纪80年代。

　　1986年，解放军后勤学院学术研究部成立了后勤历史研究室，冯彩章、李葆定都是该室研究员。

　　李葆定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当过医生的冯彩章提议，研究后勤历史，从卫生领域的人物切入，也许更为方便。于是，一个鲜为人知的名字——罗生特，进入了他们的视线。

　　1987年秋天，他们去了罗生特曾经工作过的山东省莒南县调研。抗战时，这里是八路军山东军区机关驻地，罗生特1943年8月曾来此给患肾病的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治病，并且留在了这里，一直到抗战胜利。莒南县县委办公室主任徐林田和县党史办公室主任张开文接待了他们，陪同他们四处走访。

　　当地老人仍与抗战时一样，亲切地称呼罗生特为“罗大鼻子”。“罗大鼻子”抢救产妇、治疗癌症的故事，比比皆是。如1944年，山东省参议会参议员彭葆仁患乳腺癌，需要作切除手术。这样的大手术，谁都不敢想。但罗生特和王雨田搭档，成功实施了手术。

　　冯彩章和李葆定调研后认为，罗生特在中共军队中服役9年，转战三大战略区，是担任军队实际职务最高的西方人，对中国抗战和中国革命的贡献都不在白求恩之下，但却几乎不为人知，这是很不相称的。

　　1988年1月30日，他们在《健康报》头版发表了纪念罗生特的文章《迟到的纪念——追记奥地利医生罗生特》。罗生特这个名字引起了外界的注意。

　　在莒南，他们还向徐林田、张开文建议，现在改革开放了，就是要打开国门、发展对外交往，当地是否可以考虑搞个纪念罗生特的“五个一工程”：开一次纪念会，出版一本纪念册，命名一家医院，塑造一个雕像，摆一个陈列室。这对莒南的发展也有好处。

　　“搞这样大规模的纪念活动，对当时并不富裕的莒南县来说，就是天方夜谭。但县委领导很有魄力，批准了这一策划。”退休前任山东省临沂市临沭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的徐林田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由县党史办牵头，成立了纪念罗生特活动筹备小组，徐林田担任负责人。他认为，当务之急，是搜集材料。“罗生特跋山涉水来中国，我们有这个责任，千方百计都要把熟悉他的人一个不落地找到。”徐林田说。

　　拜访林月琴

　　1988年初秋，经冯彩章和李葆定介绍，徐林田带着材料组成员进京拜访了罗荣桓夫人、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的林月琴。

　　林月琴住在一座四合院里，大门口没有门卫。她和肖华(曾任八路军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的夫人王新兰都在院里迎候客人，桌上摆着一大盆枣。76岁的林月琴热情地说，这是她亲自爬到院里的两棵枣树上摘的。两位夫人共同回忆了当年。

　　罗生特是泌尿科和妇科专家，陈毅的长子陈昊苏就是他接生的。战争年代，随军家属多不想要孩子，罗生特常忙于做人工流产手术。医疗器械匮乏，他就去镇子上用银器打造了一把银刮匙，和一套从小号到大号齐全的子宫颈扩张器，用来做人流手术。他还打了几条尿道探条，加上之前从奥地利带来的膀胱镜，构成了泌尿科的完整器械。很快，他就名声远播。八路军中的林月琴曾特意到新四军驻地，找他做人工流产手术。

　　1943年4月，得知罗荣桓尿血严重且查不出病因，陈毅致电中央，建议罗荣桓到新四军来，由罗生特给他治病。

　　4月20日，罗荣桓在林月琴和山东军区卫生部长谷广善的陪同下，到达淮南黄花塘。当时，新四军军部已转移至此。罗生特检查发现，罗荣桓左右肾脏功能都不正常，其中右肾可能有病变，怀疑是恶性肿瘤，但因没有X光机，无法做进一步检查，不能贸然开刀，只好做保守治疗。一个月后，罗荣桓病情稳定，匆匆回了山东。

　　1943年8月，罗荣桓病情加重。陈毅紧急拍电报给正在赴延安路上的罗生特，请他前去医治。

　　去延安是罗生特一直以来的愿望。他希望自己也能像埃德加·斯诺一样，写一本有关中共领导人的书。他在新四军中已收集了陈毅、刘少奇、黄克诚、赖传珠等人的资料，还想去延安采访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1942年，刘少奇从新四军返回延安，他随同前往，但因人多目标太大，中途而返。1943年6月，新四军再次送他去延安。

　　李磊是随罗生特一起北上的医疗组成员之一。当年，他是新四军二师卫生部直属医院手术室室长，负责为罗生特做术前准备和麻醉工作。现已93岁、离休前为总后勤部解放军军医学校校长的他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医疗组每到一处驻地，都会耽搁一阵，帮助当地建立医疗护理制度，规范工作程序，组织工作班子和培训人员。

　　9月下旬，医疗组到达山东军区。罗生特发现，罗荣桓依然是右肾病变。对症治疗数日后，尿血症状消失。为防疾病复发，他和医疗组决定留下，不再去延安。

　　罗生特要求配备一个会说德语的医疗专家，从北平协和医学院研究生班毕业的王雨田(当时叫黄农)从新四军七师调到八路军山东军区，任卫生部部长，和罗生特搭档。

　　1945年，日军投降。罗荣桓率领山东军区主力挺进东北，罗生特和王雨田随军前往。

　　在新四军、山东军区和进入东北初期，罗生特的职务都是卫生部顾问。他不安于在后方做顾问，要求到火线上抢救伤病员。1946年下半年，他被任命为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即解放军王牌部队38军的前身)卫生部长。

　　1947年下半年，罗荣桓肾病再次复发。罗生特只得离开前线，回到军区机关。他竭尽所能，使得罗荣桓的身体能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支持繁重的领导工作。

　　给中央军委写报告

　　林月琴参与此事后，局面很快打开了。

　　1990年8月，她和国务院原副总理、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谷牧(曾任八路军山东军区政治部统战部部长)出席了临沂市(莒南县是其下属县)的一次会议。在会上，谷牧对山东省副省长宋法棠和省政协副主席陆懋曾谈到罗生特，要求他们抓一下纪念活动。

　　刚退休不久的张惠新也热心地为此事奔走。今年97岁的她因病住院，无法接受采访，其子王民伟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了她的日记。自1990年8月起，她每个月的日记上，都记载着此事的进展。

　　王民伟记得，母亲每天总是倒公交东奔西走。他对罗生特并不陌生。他自小就在家中的影集里见过罗生特和父母的合影，问父亲这个高高大大有着大鼻子的人是谁，父亲只是告诉他，这是当年的战友罗生特。

　　9月20日，林月琴约张惠新，次日一起去万毅(原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司令员，80年代曾任中顾委委员)等人家里，收集资料，以便向中央军委写报告。

　　9月28日，报告完成。上面写道：“罗生特，同白求恩、柯棣华一样，是战争年代在我军卫生战线工作的国际主义战士。由于对他非常熟悉的我党我军领导人刘少奇、陈毅、罗荣桓、肖华、黄克诚、彭雪枫等均已逝世，加之过去对他未予大力宣传，致使这位曾为中国革命作出卓越贡献的国际主义战士长期以来鲜为人知。”

　　报告建议，在1993年罗生特90诞辰之际，出版《罗生特传》和《纪念罗生特》文集，举行各种纪念活动。并建议，由38军负担部分经费，由总后勤部后勤学院或军事博物馆负责编辑。

　　谷牧、万毅、林月琴、沈其震、张惠新、吴之理都在这个报告上签了名，此外还有时任中顾委委员的梁必业中将、曾任中共中央委员的苏静中将和建国后空军首任后勤部部长谷广善少将，共9人。

　　林月琴找到《罗荣桓传》编写组副组长黄瑶，希望他能为罗生特作传，黄瑶答应了。

　　张惠新则请外交部分别给中国驻奥地利和英国大使馆发函，请其帮助寻找罗生特的遗物，寻访罗生特的妹妹等。

　　张惠新和黄瑶开始采访亲历者，收集材料，写作罗生特传记。黄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总政特批了近万元，作为经费。

　　成为奥中友好的象征

　　由罗生特接生的陈昊苏其时是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得知此事后，让协会欧亚部主任尹盛仑参与其中。

　　事实上，这并不是尹盛仑第一次听说罗生特这个名字。

　　他和欧亚部的处长杨黎华均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早在80年代初，时任奥中友协秘书长卡明斯基访华，就曾提出，请他们帮助寻找有关罗生特的资料。

　　2015年3月底，现任奥中友协副会长卡明斯基随奥地利总统菲舍尔访华，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他回忆，有关罗生特的故事，他最早是在1970年代，听一位奥地利驻华记者说的。之后，他为了写《奥中友谊史》，曾多方搜集相关资料。

　　1980年代初，在对外友协的帮助下，他两次访谈了沈其震。谈起解放后罗生特未能获准回到中国，这个平日里很斯文的人表现得极为愤怒和惋惜。

　　与此同时，张开文、徐林田所带领小组的筹备工作进展十分顺利。

　　时任38军112师师长冯兆举也是莒南人，听说此事，特地派出车子和司机，帮他们解决了交通问题，并派出摄像，录下访谈的过程。多位老同志接待了他们，回忆与罗生特相处的点点滴滴。

　　最后，他们共录了11盒录像带和20盒录音带，整理出50多万字的口述材料，出版了回忆录《罗生特在中国》。谷牧为该书作序，张震、洪学智、叶飞、姬鹏飞等题词。

　　山东省委为纪念活动拨款100万。莒南县医院更名为“罗生特医院”，新建了病房楼和罗生特资料陈列室。医院前塑起了一座罗生特雕塑。雕塑参照了位于石家庄的白求恩塑像，高度近5米。

　　1992年4月，在对外友协的安排下，徐林田和卡明斯基见了面，向他介绍了纪念活动的安排，代表莒南县邀请他出席当年10月举行的罗生特医院和雕塑的揭幕仪式。

　　5月18日，奥方发来传真告知，鉴于此次纪念活动的重要性，决定派出由奥联邦议会常务副议长瓦尔特·施图岑贝格为团长、由18人组成的高级代表团前来。

　　国家纪念

　　1992年10月4日，奥地利高级代表团来到了莒南县城。罗生特的侄女和侄孙女也随同前来。

　　当天，中共山东省委领导，万毅、吴之理、张惠新、李磊、李光、刘洪德等罗生特生前战友，陈昊苏带领的对外友协工作人员，还有冯彩章、李葆定等都先后到达莒南。

　　10月5日，在五六百嘉宾的见证下，山东省副省长宋法棠和奥联邦议会常务副议长施图岑贝格为罗生特塑像揭幕，山东省人民政府、中国对外友协、奥地利代表团和罗生特的侄女分别敬献花篮。

　　李磊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那一刻，他满心都是说不出的滋味。他只知道，距罗生特离开中国，已过去了43年。

　　10月8日，国家主席杨尚昆在北京会见了奥方高级代表团，称赞罗生特是“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奥地利的白求恩”。卡明斯基对最后这个评价略有不同看法：“我觉得应该说，白求恩是加拿大的罗生特。”

　　1992年末，黄瑶和张惠新所著的罗生特传记《一个大写的人》出版。1995年，卡明斯基所著的《罗生特传》由杜文棠翻译，在中国出版。1997年，黄瑶、张惠新所著《罗生特的故事》，被收入“中国人民的朋友”丛书出版。

　　2003年，由对外友协主办，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了为期一个月的“伟大的奥地利国际主义战士罗生特生平展”，同时举行了《中国的大时代——罗生特在华手记》中文版的发行仪式。该书是卡明斯基根据罗生特在华时的手稿整理而成的。

　　之前，卡明斯基请奥地利总统托马斯·克莱斯蒂尔为该书写了一封贺函。为此，对外友协打了一份报告，请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也为此书写贺函。

　　胡锦涛在贺函里说：“罗生特大夫从1941年到1949年间，把自己最宝贵的年华贡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的光辉业绩已载入史册。他是中奥人民友谊的象征，将永远为后人所缅怀。”

　　百岁诞辰的罗生特，终于哀荣备至。

　　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罗生特一直住在以色列一家医院。多年以后，这家医院的一名医生遇见了二战时流亡上海的奥地利人库尔·迈曼。他问迈曼：“您是否认识一位名叫罗生特的医生？他曾经是我们医院里的一名病人。他总是说，他在中国人那里当过将军，可是没有一个人相信他说的话。”

(原标题：为了被遗忘的“中国人民的朋友”罗生特)